□向伦友

何其芳曾两次在重庆工作过，第一次是从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第二次是1945年9月到1947年3月。在重庆工作期间，何其芳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直到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内战到底，悍然下令要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中共机关和人员全部限期撤离。重庆《新华日报》也遭国民党反动派武力查封，要求全部工作人员限期撤退。随后，何其芳与吴玉章和《新华日报》的张友渔、熊复等同志一道，于1947年3月8日从重庆撤返延安。

第二次时，何其芳在重庆整整工作了一年，也就是1946年。在这一年多，何其芳开展很多工作，特别在文学活动上，他写下11篇散文、7篇评论、9篇论文、12篇杂文、1首诗歌、4篇书信，还创办了《萌芽》杂志，坚持以犀利的杂文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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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花园与文学朋友见面

张家花园，上清寺旁边的一条巷子，这里在1946年是文艺工作者最活跃的场所。

1946年，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这年春天，距抗战结束已半年多了，国民政府也已迁往南京，但山城依然笼罩在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大大小小发国难财者继续横行霸道，到处都是特务肆虐。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一个下午，位于张家花园65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旁的一条小巷子，一家茶馆隐藏在居民院子里，为躲避特务的眼球，这里聚集了一批文学朋友，有艾芜、沈起予、诗人力扬和新人苏执等。

新人苏执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而且也是第一次见到何其芳。待大家到齐后，力扬开始叫茶馆给每人上一杯新的清明茶，喝着清香爽口的茶水，大家心情格外愉悦。“这是诗人、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同志！大家掌声欢迎！”当力扬介绍到何其芳时，这个与文学新人苏执正对坐着，宽宽的额头、圆圆的脸庞，一脸微笑的人正是何其芳。

“欢迎大家的到来，以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操着浓重万县口音的何其芳说。“目前形势复杂，我们战斗在文艺战线的朋友，一定要用我们手中的笔坚持战斗，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

听着何其芳谈论时局，苏执不敢相信，他是在国统区做过多年文化工作的年轻地下党员，以往每当在某些公开场合，见到认识不认识的《新华日报》的人，总不免内心激动，今天见到何其芳，心情更加激动。见到曾写下不少优美诗歌如《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多么广阔》和散文《迟暮的花》的大作家何其芳，这位从革命摇篮延安而来的“家人”，还穿着边区生产的粗呢制服，使所有在场的人嗅到那陌生而又亲切的延安气息。

何其芳从延安谈到重庆，从重庆谈到上清寺，从上清寺谈到《新华日报》，从《新华日报》谈到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担当……他坦然的性格，爽朗的笑声，给参加聚会的文学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2

创办《萌芽》杂志坚持斗争

此次到重庆工作，何其芳肩负重任，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战线的朋友，开展民主运动。

此时，抗战期间的大批文化界人士，不少人已离开重庆，留下的需要领导，党中央派吴玉章到四川主持省委工作，并担任《新华日报》社长，领导四川的全面地下党工作。作为副社长的何其芳在重庆就是抓具体工作。首先，他接替邵荃麟主编《联合特刊》，在力扬的推荐下，苏执担任何其芳的助手，一起编辑《联合特刊》。

这一年的四五月份，在何其芳组织下召开了重庆文学的一次座谈会，团结文艺界的人士，开展广泛的斗争。何其芳自己也写了大量的杂文开展斗争，如1月14日写的《重庆随笔.衣冠问题》发表在2月5日的《文联》第一卷3期；《桌子太少》发表在1月26日的《新华日报》。

随着形势发展，《联合特刊》在编完五月的最后一期后就面临停刊。这时，何其芳积极组织人手，筹办新的文艺刊物。他说：“我们新的刊物，不仅要发表文学作品，还要刊登一些指导青年读书、生活的文章，帮助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

新的刊物很快在七月份出刊，这是何其芳邀约艾芜、沈起予、力扬等人协商的，由艾芜任主编，沈起予、聂绀弩、孟超、力扬、邵子南和何其芳组成编委会。为避免国民党的注意并引来麻烦，何其芳建议用鲁迅当年曾用过的刊名《萌芽》，杂志的经费和发行由三联书店负责。

编辑部最初设在三联书店内，后来为了隐蔽，搬进原《联合特刊》在文协用过的房子，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就交给苏执一人，这样目标就小了，便于开展工作。

何其芳非常重视这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亲自写稿，在此期间，他写了《关于研究鲁迅先生（书信）》在7月5日的《萌芽》第1卷第1期发表，《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第一封信》《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第二封信》《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第三封信》《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附记》等一系列文章在《萌芽》上发表。

除自己写稿，他还用心培养青年作者。一次，他从来稿中发现一个18岁的高中生写了一篇反映南川农村凋敝的散文，便极力推荐并安排发表。稿件发表后，他又约作者见面，鼓励他坚持写作，用自己的笔头投身到火热的革命中去。后来，这名青年也成为一位有名的作家。

《萌芽》还发表一些指导青年阅读包括谈哲学的文章，在文艺问题的讨论方面，也开展积极的文艺讨论。

随着形势日趋恶化，三联书店终于收到“明令查禁”的通知，何其芳紧急召集人员开会，决定《萌芽》停刊。此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县。

3

组织《新华日报》周年庆祝集会

为了更好理解党的文艺方针，何其芳组织文协的同志，每半月集中学习一次。学习的时间安排在晚上，而且就在张家花园。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萌芽》编辑部就会聚集八九个人，大家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聆听何其芳的讲解。何其芳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解，他的讲解让在场的同志如履春风，醍醐灌顶。在国统区，能听到来自延安的声音，那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温暖。

194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全国各地都在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远在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为了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何其芳提出要举行一次集会，开展纪念活动。随后，力扬紧锣密鼓地联系各方人员，在上清寺找到一个可容纳一百多人的基督教堂。为了麻痹敌人，所有人员都以参加基督教祷告为名前来聚会。

何其芳为这次纪念会设计了精美的入场券，他和艾芜商定，由艾芜主持会议，由何其芳发表讲话。会场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张由画家汪子美连夜赶出来的鲁迅画像，这是一幅炭精画，鲁迅先生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会场，根根竖立的头发，展示了他那不屈的民族气节。

这是一个周末，前来参加纪念的有两百多人，把小礼堂挤得满满的。艾芜在台上开始讲话时，组委会工作人员发现了两名便衣特务。情况突发变化，为了不带来更大的麻烦，几个人临时决定，何其芳不上台讲话，现场只进行简单的纪念活动。特务们没有发现过激的言论，最后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悍然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重庆的白色恐怖也更加严重。为防止特务发现，《新华日报》当时设有两个办公地点，一处就在南岸的一个叫“星卢”的地方，这里离主城较远，是《新华日报》的印刷厂。

为了庆祝《新华日报》办刊9周年，何其芳选在1946年末借过年的时机，召集所有参加工作的人员团聚。这天，何其芳笑容满面忙着接待前来参加团聚的各位同志，在印刷厂的大厅摆了十几桌，菜肴非常丰盛，有大家最爱吃的红烧肉、粉蒸肉、烧白等。何其芳以主人的身份招呼大家就座，还激情昂扬地发表讲话，告诉大家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他感谢大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同时鼓励大家继续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去战斗。他鼓励大家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饭后，他还组织大家扭秧歌，所有的人都加入欢乐的队伍里，大家唱啊跳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几个小时的庆祝活动，大家相互交流、相互鼓励，现场激情澎湃、热情似火。

这次活动结束后，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等党在重庆公开设立的单位全部人员撤返延安。山城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