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化文

一生中只干过一次的事情，恐怕过去多少年也会记得，特别是计划了去做的事。

跟着红娘去相亲，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相亲活动。虽已过去三十五年，我仍然记得比较清楚。

一

当时我和傅大姐仅见过三次面

我的红娘是傅天琳大姐。去相的是傅天琳大姐朋友的女儿，当时她朋友住在杨家坪荒沟，是一个机械厂的销售科科长。我们径直去了她家。

那时我刚从西南大学毕业两年左右，分配在杨家坪一个大型兵工厂工作。因为诗歌，和傅大姐相识。

傅大姐自告奋勇给我说亲之前，我和傅大姐见过三次。第一次是多人场合，好像是诗歌研讨。第二次好像是一个叫木斧的诗人来重庆，约我一起去傅大姐家坐坐。傅大姐住在大坪九坑子，重庆出版社的住宿区。第三次是傅大姐约我去北碚，去西南大学，去看望吕进老师。

我和傅大姐从吕进老师家出来，回程坐公交车，走的歌乐山那条路。在车上，傅大姐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她说给我介绍女朋友，我答应了，并约定了去她朋友家相亲的时间。

其实，我当时对自己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极不满意，很迷茫。未来要娶个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很不明确。

那么，为什么还要答应傅大姐去相亲呢，并且她还是她好朋友的女儿。我后来想，可能是有一种赌博心理，看是不是能一见钟情，一眼定乾坤。

二

最后连女孩的名字都没记住

那天上午，我和傅大姐从杨家坪正街一路走到荒沟，走到某机械厂，走到傅大姐朋友家，走到客厅，落座。我看见，傅大姐的朋友和傅大姐年龄相仿。

寒暄一阵，傅大姐的朋友把我带进她女儿的书房，让我们面对面相亲。那女孩，拿着本书在翻。她看上去很本分，白白净净的瓜子脸，脸上有几颗小痣，一边脸上两颗，另一边一颗，一共三颗痣。

我们互相东问西问，问了一阵。房间有些闷热，就出来了，傅大姐喊我们自己发展。然后就各自散去了。至于女孩的名字，傅大姐朋友家具体是住哪条街，门牌号是多少，我都没有记住。刚毕业那段时间，心神极为不定啊！

那次相亲见面，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那之后，我再没有去登过门。那次相亲后，我和傅大姐也再没有见过面。直到2021年在诗歌群里得知傅大姐病逝的消息，往事竟如电影蒙太奇般，一幕一幕浮现。

三

现在想想，有负傅大姐的信任

现在偶尔想想，那是有怎样的信任、好感和期待，才会把自己好朋友的独苗千金，推到一位蓄着长发、不修边幅的男青年面前啊。

如果当时有BB机，如果当时有手机，如果当时有QQ，如果当时有微信，如果我再次去傅大姐家，哪怕去一次，如果我当时心神已定……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有一次，我跟傅大姐说，我们经常有诗歌沙龙，喊她出来一起耍。她说，女儿正在准备高考，高考完了就出来和我们一起耍。所谓沙龙，其实就是一些诗人的聚会，多数时间在我那里，喻言那里，或者朱鹰那里，任韵陶那里。那时，我住杨家坪，喻言住江北老城，朱鹰住袁家岗，任韵陶在上清寺重庆经济广播电台那里。

我调到报社工作后，行踪无定，诗歌停笔了十几年，和诗歌的联系越来越弱。傅大姐送我的诗集《绿色的音符》，后经几次搬家，也不知所终。

傅大姐女儿考上外交学院后，傅大姐终究也没有出来参加我们的沙龙。因为我们这些人，也都不再热衷诗歌沙龙了。我们把所有的热情，都转移到工作和挣钱上面去了。

但是，傅大姐常跟我讨论爱情、婚姻、家庭等话题。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