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江北的文学前辈万龙生老师给我讲，他的父亲毕业于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以下简称兵大），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所学校，我很好奇，从此，开始了我对她的探索之旅。

可以说，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最神秘的大学、最有火药味的大学，非重庆兵工学校莫属。它是一所培养造武器人才的专门学校。谁也别被它的名称所迷惑，她不仅培养了当时造武器的人才，也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事业培养了骨干力量。

追溯兵工学校的起源，总以为是抗战爆发后创办的学校，而后迁到了重庆。仔细一查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一

兵工学校的前尘往事

1916年1月，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成立。由汉阳兵工厂主办。兵工学校招收了两届学生，就被兵工厂的继任总办以资金困难为由停办了。到1925年，学校才恢复重办。

1932年，兵工学校奉命迁往南京，并且升格为“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这就好比一个厂办大学一下子升格为国立大学。规格提高了，好的老师也愿意去了，那些曾经在外国学武器制造的留学生也去了。

1934年9月，李待琛走马上任兵工学校，他是个清醒的人，他深知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兵工学校能够早出人才、出好人才，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于是，他剑走偏锋，要特招大学理工科二年级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到兵工学校再培养三年的兵工专业知识，就可以成材，为国家所用。虽然这样也的确招到好些个顶尖人才，但毕竟有限。

1937年，上海8·13事变之后，日机时常轰炸南京。南京危在旦夕，学校不得不于11月迁往湖南株洲。到了株洲不久，发现战争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株洲也不是什么安全之地，于是，又于1938年1月迁往重庆。最初，在重庆城里的五福街至圣宫复课，并且也开始招生了。岂料，就在这一阵，丧心病狂的日寇对重庆实施了无差别轰炸，学生们几乎每天都在跑空袭，还怎么上课呀！于是，校长立即把学校迁出重庆城。1939年5月，学校迁至沙坪坝小杨公桥（现重庆大学C区）。同年12月，学校改名为军政部兵工学校，改名的同时，学校增设了大学部——造兵系、应用化学系划归大学部，各种训练班划归专科部。

二

兵大的校长与老师

当年，谢光选在同时考上了三所大学的情况下，他为何要选择兵大？当时他考上的三所大学中有西南联大、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兵大。西南联大是清华与北大的组合，说是亚洲第一名校，应该不会有人怀疑；中大是当时亚洲最大，并且也是一流的大学，而兵大只是一所新学校，没有从前的辉煌。他回忆说，他考中大，考得并不是很好，而成绩排名却靠前；考兵大，他觉得考得很好，但排名却靠后，由此他判断：有实力的学生都考兵大，说明这所学校好，于是他选择了兵大——他后来成了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功臣。

我们又说校长。

那位要特招大学二年级物理生的校长李待琛,他先在哈佛大学攻读冶金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他被后世誉为“兵工国宝”。他的贡献之一，就是加快了我国兵工人才培养的速度；贡献之二，他任校长期间，为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应用能力，将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引进兵大，增加了《军事与技术》《兵器计算》等基础课程。

李待琛在兵大只呆了四个年头，就被调走了，理由是有更重要的任务给他，最终，他到巩县兵工厂当厂长去了。当时的巩县兵工厂，是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

李待琛之后，校长先后是兵工专家梁强、著名物理学家方光圻、杜文若。

说了校长，再来说说教授。

兵大的教授有两种，一种全职教授，一种是兼职教授。全职教授，是兵大自己的教授，但较少。兼职教授是外校聘请来的，主要是重庆大学与中大的，学校给他们的待遇极好，有较高的薪酬、有专门的轿夫，学校还安排了休息用的住房，并有战时极难买到的米、油、布之类物资。当时，兵大曾放言，只要是兵大看上了的教授，没有请不来的。

下边，我们看看兵大的教授是什么水平：

张述祖，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弹道学博士，主讲弹道学；1949年之后，为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立下过大功。

高庆春，兵工专家。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曾任兵工署第21工厂总工程师；1949年之后，曾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兼兵器系主任、太原机械学院（现中北大学）副院长。

余潜修，数学教育家，曾就读于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后任兵大教授、湖南大学教授。1949年之后，任大连海军学校教授。

周雪鸥，著名数学家。本科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硕士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曾在东南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兵大任教。1949年之后，曾在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担任教授。

鲍廷钰，弹道学家。毕业于兵大，曾任兵大教授。1949年后，曾任哈军工、炮兵工程学院、华东工程学院教授。

……

兵大教授，去了台湾的不说了，留在大陆的，十有八九都成了哈军工的教授，或者说兵大的教授成了哈军工的骨干力量。

三

兵大的优秀学生们

说了校长，说了教授，我们还得说说兵大的学生，毕竟一个好的学校，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学生第一人非任新民莫属。任新民，1940届，毕业后分配到兵工署第21工厂工作，任务是参与仿制德国98式步枪。不久，他被召回学校当老师。1944年，他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先后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他原本是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大二学生，为了实现科技救国的理想，他考入兵大。后来，他成了中国航天事业五十年最高荣誉奖获得者，他从事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工作，在液体发动机和型号总体技术上贡献卓著。他曾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主持研制和发射工作。他是全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

徐兰如，1941届，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导弹总体和科研管理专家。

谢光选，1946届，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李乃暨，1938届，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火药与固体推进剂技术专家。

……

20世纪50年代，兵大的学生是新中国兵工生产的骨干力量。当时，沈阳五二厂有个A3 102mm火箭炮研发小组，被人戏称为“重庆兵工学校校友小组”，原因就是，他们几乎都是兵大的：组长吕去病，组员有谢光选、李乃暨、徐兰如等，这真是给兵大长脸了！

兵大毕业，也有没有从事兵器研究与生产的，如郭燮贤。他是1946届，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肯定还有许多有作为的学生，但资料太少了，查起来又费时费力，目前就暂时只有这样了。我觉得，仅这些毕业生，就足以撑起兵大的荣誉。

四

那些岁月中忘不了的细节

兵大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么多好的教授，待遇好只是其一，诚意应该是其二吧。

有人回忆说，当年兵大是军工院校，享有特殊权利，可以弄到没有掺沙子的米，可以弄到平价的布，而且课时费还比较高，这些都是吸引教授的力量。

当年校长方光圻放言，你们说哪个教授好，即使是“三叩九拜”，我也给你们请来。举例说，中央大学的教授，到兵大上课，距离并不远，但兵大还是专门为教授们安排了轿子，那些教授们大多受过西方教育，对轿子之类的代步工具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为了感谢兵大的诚意，也为了展示一下兵大的待遇，多数都乘坐过一两次，得意一下——那才真是招摇过市，从此以后，打死也不坐。轿子是一种待遇，更是一种诚意。

有的学生报考兵大，完全是被兵大暖人的细节融化了。郭燮贤回忆说：“1942年我从西安先到中大柏溪分校电机系报到，碰巧在同桌吃饭的戴金钊告诉我，我们两人都被兵大录取了。他热心地约我一同到磁器口兵大去看看。八期谷懋本带我们在校内看了一遍，然后到食堂吃午饭。回到柏溪以后，我才见到由西安家中寄来的兵大录取通知。当时兵大有很强的教授阵容和较完备的实验条件，家庭中的长辈们都赞成我去读兵大，将来可以有铁饭碗。但当时我对这些‘优越’条件感受不深。说实在的，我看了兵大后和柏溪中大分校相比，印象最不同的是食堂。在柏溪吃饭是站着的，添饭时更是人挤人，好几次我都被稀饭烫痛了手，而在兵大吃饭时可以从容不迫， 而且每个人有一张自己的红漆小凳子，可以坐着吃。我觉得兵大有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后来就同戴金钊一起到了兵大上学。”（郭燮贤《纪念同窗毕业50年》）

谢光选当时为什么要读兵大，费用之外，还有另外的因素。当时，他被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兵大同时录取，最后他选择了兵大。他说，西南联大在昆明，太远，路费不说，还要交昂贵的学费，没法去；中大虽然在重庆，并且也是他喜欢的航空工程系，可以实现航空救国的理想，可是，他家太穷了；最后他选择了兵大。兵大除制图用品与文具外，住宿、服装、饮食一切费用全免，每月还要发给14元生活费，这样的好事到哪里去找哟？

谢光选还回忆，讲授“弹道学”的张述祖是湖南人，口音很重，上课时还夹杂着英语、德语和法语，在黑板上写字也是中文里混杂着英文和德文，学生的脑壳都大了，多数都看不懂，于是，学生们悄悄地给老师取了个绰号“张天师”——他黑板上写字就像是画符。

兵大于1947年迁往南京，而后迁往上海，1949年迁往台湾。去了台湾的，只是一部分，另有一部分留在了大陆。(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