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庞沛

从1938年到1943年的5年多时间，日寇对重庆实施了世界战争史上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大轰炸。其中，震惊中外的有“五三”“五四”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等。而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五二七”蒙难日，更是重庆人民不能忘却的记忆。

空袭为常

当年，日机轰炸重庆，大都从武汉方向而来，先经北碚，再到市区。每次日机空袭，一般都以三架飞机为一小队，呈三角品字飞行，少则三个小队，多则十多个，各小队间保持适当距离。当日机来时，我防空部门即在北碚嘉陵江边的高岩处（当年三峡布厂附近）挂出红球，同时发出强大的空袭警报汽笛声；有时还升起红旗，便是日机已从武汉汉口起飞的讯号。成群结队的日机由远而来，嗡嗡作响，接着就是爆炸声大作，震得人心发抖。

当时，我父亲正就读于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起初对于日机的轰炸，师生们是向外疏散，大家或到较远的安全地方躲藏，或到就近的树林丛中隐蔽，都不敢留在宿舍和校区内，以防不测。但随着日机来得频繁，又多次过往而未见投弹，于是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便产生了侥幸麻痹心理，认为日机只是路过，就不再往外躲了。

生死梦魇

1940年5月27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天上午11时左右，天空突然出现黑压压的一大群日机。先是27架，随后一批接一批轰轰而来，快到北碚市区上空时，机群突然散开，全部排成“一”字阵。见此情景，人们意识到了异常，预料日机可能要投弹。果然，不到1分钟，即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见冲天火光、气雾硝烟，从北碚市区体育场、复旦农场、夏坝校园及毗邻的黄桷树镇（亦为校区）等处卷地而起，顿时天空乌黑一片，房屋等建筑惨遭日机炸毁。

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创办《文摘社》第一人），时年37岁，当时正在黄桷树镇（今东阳镇）王家花园与其助手汪兴楷审阅编排第71期稿件，两人均不幸遇难身亡，编辑贾开基被炸断了一只胳膊。同时遇难的，还有复旦大学学生王茂泉、王炳文、陈钟燧、朱锡华、刘晚成五人。此外，学校的校舍、图书、仪器也被炸毁，损失惨重。

日寇投弹时，我父亲正在学校教室，发觉情况不妙后，他迅速奔向一个尚未筑好的小防空洞内，一枚炸弹就落在他所躲小防空洞外约10米处，幸未爆炸，逃过一劫。

坚挺不屈

5月底，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为孙寒冰等7人举行了追悼大会，主持人为代理校长吴南轩。吴南轩一进会场，就泣不成声，悲痛不已。教师和同学们也都悲痛万分。当吴校长宣布追悼会开始，会场师生更是放声大哭，久久不止。

随后，许多中国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表了悼念文章。夏衍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胡愈之的文章说，“孙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一个为真理奋斗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写了一首悼诗：“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余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何所怨，遗留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

为纪念孙寒冰教授，学校将茶叶系建筑命名为“寒冰馆”，把文摘社改为“景寒书屋”。1941年8月初，学校铭刻了一块3米多高的《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纪念碑，立于夏坝后山孙寒冰墓前，上面记述了日寇轰炸学校罪行、孙寒冰等师生遇难事件，并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据统计，在此时期，日寇飞机还集中轰炸了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

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越炸越坚强。“五二七”大轰炸后的7月27日，著名学者陈望道教授来到复旦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新开了《修辞学》《论理学》（即逻辑学）等课程，使学校的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校方还作出不放假的决定，师生们坚守着中国教育的最后阵地，延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那时的重庆各大学校，都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景象。

（作者系东方文化馆重庆分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