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那时我对县城充满迷恋，做梦也在县城马路上游走。梦里，我走在马路上的步履也是高一步低一步，远没有我走在乡下田埂上自信，好比拉二胡的弹钢琴，有找不到节拍的慌乱。

县城，于一个乡间少年来说是自卑的。县城的霓虹灯，它对一个少年闪烁着高贵的光芒，县城不高的高楼，恍若矗立在云端。

县城里住着我家唯一的亲戚，就是我表姨家。表姨是我爸的表姐，大脸盘、双眼皮、微胖，一看就是有福之人。表姨确实有福气，表姨父是县城一家企业的工会主席。有一次，表姨和表姨父来乡下，给我家搬来了整整两大箱肥皂，吓了我奶奶一跳。表姨父摆摆手说，小事儿，小事儿，厂里这些东西，我还是可以做主的。那时，正值乡下稻子成熟，表姨父背着双手气宇轩昂地去稻田巡视，遇见劳作乡人，表姨夫就问候：“你们辛苦了啊。”

我9岁那年冬日的一个星期天，我的一个篾匠堂叔去县城卖竹编品，就是筲箕、撮箕、竹锅盖那些东西。

堂叔对我妈说：“弟媳妇，侄儿今天去县城陪我卖东西，也顺便去走走老表家。”我妈答应了。

临走前，我妈再三叮嘱，去了表姨家，要懂礼节，吃饭时不要像猪拱食一样把头埋在碗里，嘴巴还吧唧吧唧响。我点点头，满口答应我妈的要求。

徒步3个多小时的山路，乘坐河上小客船过江。我个子矮小，堂叔同售票员讲价，我这个侄儿身高还不到1米2，半价行吗？长辫子的售票员略微抬头望了望我说，我没看到坐船也要半价的文件。堂叔再次问，同志，能半价吗？售票员发脾气了：“到底买还是不买，不买你们两个游泳过江到县城去。”堂叔不再吭声，他买了2张票。

小客船在江中央鸣笛，江雾正浓，堂叔突然打了几个冷噤，腿直晃。堂叔叹了一口气，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侄儿，你要发狠发愤读书，今后要来县城谋一个工作，我到时来县城，也有一个歇脚的地方。”我对堂叔说：“叔，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堂叔突然面对江水，哈哈大笑。

在县城巷子里的市场，堂叔摆上竹编农具，他耷拉着小脑袋傻等，也不吆喝一声。一个提着菜篮子的富态妇女把筲箕提起反反复复看后，冷冷问道:“咋卖？”堂叔闷声闷气说，你随便给。妇女报价：“1块5角钱。”堂叔说：“行。”于是成交。

快到中午了，还有2个筲箕没卖，堂叔说：“不卖了，留给你表姨家的。”

于是我和堂叔穿过巷子上马路，直表姨家。

马路上灰尘滚滚，有货车按着喇叭飞驰而过。马路边电线杆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鸟儿，它们叽叽喳喳叫着，听起来显得七零八落。堂叔说，说不定就是我们老家乡下飞来的鸟，何必来城里赶热闹呐。

表姨的家，在巷子里的黄葛树边。粗壮的黄葛树，盘起根须爬满墙壁，远远望去如巨爪攀爬。表姨说，来得正好，马上就要吃饭了。表姨父正躺在藤椅上看《参考消息》报，我弯下腰隐隐约约看见某卫星坠落于加拿大的新闻字体。我好奇了，起身说：“姨父，给我看看嘛。”表姨父迅速把报纸一下挪开说：“小娃娃，看这种报纸是需要级别的，你还不行。”堂叔赶紧打圆场说，是的，是的。

我和堂叔在表姨家吃完了饭，告辞回家，表姨也没留客，她说，乡下忙，是该早点回去。

在一条巷子里，只见电线杆上挂着一处叫“顺全澡堂”的醒目招牌。堂叔顿时来了精神：“侄儿，我们在城里吃了饭，还得在城里洗一次澡。”我连声答应，要得，要得。

我和堂叔脱掉衣裤，来到热气滚滚的大澡室。我和堂叔站在喷头热水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赤身裸体的堂叔，那年他52岁了。我看见，堂叔的身子，根根骨头快撑破瘦瘦皮囊了。我看见，堂叔后脖上有一个凸起的大肉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匍匐在土地上长期劳作劳伤压迫所致。我看见，堂叔老南瓜一样的小脑袋在汽雾中左右晃动，他抬右手换左手在身子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搓洗。我看见，堂叔在自己身子上搓啊搓，搓成的泥在身子骨上形成蚯蚓爬动的形状。我看见，堂叔仰头、张嘴，他喝下几口喷头下的热水，腮帮子颤动不已，堂叔在洗嘴洗牙，尔后低头，“哗、哗、哗”地朝澡堂地板吐下。

我和堂叔出了澡堂，他那破成窟窿的棉裤里似乎还冒出咝咝咝的热气。回来路上，堂叔嘴里不停哼哼唧唧，这次进城洗澡，洗安逸了，身上总没啥怪味了。

我18岁那年，到县城工作了，患肺癌的堂叔已离世。堂叔，我多想请你在县城洗一次澡，吃上一顿饱饱的回锅肉。

当年少年眼里的县城，而今早已成长为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但归来已不是少年，中年男人油腻的心，那老去的故土村子，成为了他在城里的袅袅乡愁。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