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艺

我爹的职业是瓦匠。全镇士农工商，都叫他罗师傅。

唯一一次听人直呼其名，大概是我几岁时候。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娃儿，不像现在的小孩子，一个个被家人照看得像宝贝一样。那时父母，每天有做不完的活路，哪有心思管娃儿？于是我们兄弟仨，几乎处于散养状态。

那日在十字街头散养。眼见有人搭了一座木台子，牵了电线，架了扩音器和高音喇叭。台子上人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声嘶力竭，威风凛凛，全镇老少都能听见。一群闲人和赶街的农民，渐渐围拢在木台子下方。说是召开群众大会。主持大会的大人我不认识。大人们说的什么我也听不懂。但突然听台子上的人大喊一声，把罗××押上来。这句话我听懂了。

罗××是我爹的大名。

就见我爹被人五花大绑，从人群中押了出来。我爹的脖子上吊着一块写满黑字的大木牌子。他是被人推上木台子的。我见我爹在木台口站定，被人按下了脑袋，弯腰面对台下看热闹的群众。我在台下人缝里看得真切，吓得哇哇大哭。刚哭喊了三两声，一双大手把我拦腰抱起，出了人群，往北街走。我奋力哭喊，双手乱打一气，两腿在空中乱蹬。抱我的人似笑非笑，鼻音浓重地说：“你这个娃娃，莫哭莫闹。格老子的，哪有儿子看爹挨斗的？！”

抱我的人姓杨，漆匠，我爹的工友。杨漆匠常来我家闲坐。我会高兴地爬上他的二郎腿，坐在脚脖子上，逼着他让我骑马马，同时看他玩一只铮光瓦亮的打火机。我爹让我叫他——打火机叔叔。

批斗我爹的群众大会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爹的大名。原来他并不叫罗师傅。打火机叔叔把哭闹的我抱回家，交给我的婆婆（奶奶），告状说，他在十字街看他爸挨斗呢。

婆婆眼泪汪汪，接我于怀中，伤心、叹息、无语。

我爹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十分模糊。他常年待在工地上。我对他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但多年以后回想，我与我爹的关联，还是有迹可循的。

某一年的除夕夜，我爹一身风雪，不知道从哪个工地上赶回家中过年，给我过年的礼物是一双蓝色鞋面的网球鞋。我试着鞋子的大小，高兴不到三分钟，脑袋上就挨了我爹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抽空检查我的寒假作业，看到的是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大怒，这哪是写字？这是鬼画桃符！那是我爹赏给我的唯一一记耳光。

其实我的瓦匠爹，并不是粗鲁蛮横之人。他初小毕业，没什么文化，却喜欢看书读报听广播，然后与街坊邻居分享“扯闲篇”。哪知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竟被不怀好意的人举报到革委会。那十字街头搭台的批斗，罪名就是我爹“收听敌台”。我妈大骇，到处问人啥是敌台？敌台在哪里？

应该是粉碎“四人帮”前两年，我爹“扯闲篇”的习惯，变成了唱戏。他唱京剧，也唱很少听见的黄梅戏。有一个夏天的夜晚，室内闷热，室外蚊子多如牛毛，咬得人浑身起小疙瘩。我爹带我爬到河边仓库的楼顶上乘凉。在那黑漆漆的楼顶上，我爹与工友享受着河风说着话。工友中有人悄悄拉起了小提琴。我爹兴起，突然唱起歌来，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工友的琴可能多年没有摸过，琴声喑哑，断断续续。我爹的哼唱也是有一句无一句，却让我“大开眼界”。

真正让我感激我爹的事，是我参军后接到的第一封家书。我爹在信中写道：艺儿，见字如面……我的天，离家还不到一个月呢，爹想儿来儿想亲，我的瓦匠爹，以书面语呼唤我的小名。我体验到了浓浓的亲情，意识到什么是父子情深。

随着我当兵远离家乡，我爹的经历只能从来来往往的书信中略知一二。那年我从军校毕业回家，见到堂屋正中墙壁上挂有一幅“松鹤延年”工艺美术画，这才知道我爹刚刚做了五十大寿。但是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出他的徒子徒孙是如何给他祝寿的。

人生苦短，短暂得让人心惧。怎么也想不到，我爹刚过了六十周岁生日，就因突如其来的心梗，撒手人寰。在他隆重的葬礼上，我与兄弟披麻戴孝，哭泣着走过早已老去的十字街，送他上山。

我爹的坟址是我亲自选定的。坟在南门外的荒山坡上，距他的出生地南街，不到一公里。他的坟墓邻居，是让我小时候骑过马马的杨漆匠，我的打火机叔叔。

瓦匠与漆匠，一对患难好友。生前是工友，作古了也不离不弃。他们来过这个世上的痕迹，正在消融殆尽，空留下两堆黄土，让我们后辈深深怀想。（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