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丽

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上学读书。20世纪80年代，母亲终于如愿上学，尽管上的是扫盲班。

上学那天，外婆早早起床熬了一锅照得见影子的稀饭，等母亲起床。外婆坐在灶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那是她当年挎过的书包，大舅二舅都挎过。母亲喝完稀饭，外婆帮她挎好包，便向学校走去。

那是夏天，我们放了暑假，学校留给了扫盲班。一排青砖瓦房，房前一个土操场，操场外是一片槐树林。那便是我的母校，我人生启蒙的地方。

负责扫盲的是民办教师谭文农，20世纪70年代末的高中生。他为人和善，说话慢条斯理。扫盲班二十多人，四五十岁的居多，她们坐在坑坑洼洼的教室里，就像在院坝里摆龙门阵一样。

霍来凤——谭老师拿着点名册大声念起来，没人回答，大家你望我，我望你。

冉茂碧——谭老师又继续念道。嗯！母亲刷地站了起来，谭老师笑了。有了母亲的示范，接下来，姐妹们就依样画葫芦。一番点名后，大家也算认识了。

第一节课，老师教如何捉笔。多数人打了空手，她们以为就是开会。母亲从书包里摸出半截铅笔，被握成了拳头。那节课，母亲就练习捉笔，在自带的废旧面纸上写“一”字。因为用力过度，纸上看起来千疮百孔。

没带笔和纸的姐妹说也想写，谭老师就叫她们去槐树林捡些树枝，在土操场上练。于是，一些同学在教室里练，一些同学在操场上用树枝划。

夜晚，我一觉醒来，看见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在写，外婆在看。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年少时的母亲和年轻时的外婆。

扫盲课上了整整一个暑假。母亲每天上学放学，全身心投入。有一天，母亲一进门，就大声嚷嚷，她能写自己的名字了。母亲的名字像三个草人一样站在纸面上，歪歪扭扭，我看了笑得肚子都疼了，便自告奋勇教母亲写名字。

母亲坐在陪嫁的书案前，我站在她身旁，用小手握住她的大手，一竖一横折钩，我一边念，一边用力写，母亲也跟着念，跟着写。母亲说，人家都是妈教娃，只有我家是娃教妈，说完她就哽咽了。

老师还教了乘法口诀，母亲好像和它干上了，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都在背。第七天，她终于横着、竖着、倒着都能背了。她说，以后卖菜卖柑子不求人了。

扫盲任务完成，母亲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会背乘法口诀，认识了上百个生字，还能写自己的名字。谭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结业证。

母亲拿到证书时，捂着鼻子哭了。她说，她终于不是文盲了，终于不拉村里的后腿了，也终于不给孩子丢脸了。

外婆看到母亲的结业证时，昏花的老眼滚出了一滴清泪……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