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才

3月退休，腾退办公室，从一堆旧物件中抖落出一个工作证。红色外套，内页已发黄发脆，但“公安人员工作证”几个烫金小字依旧熠熠闪光。

思绪一下回到了42年前，1982年9月1日，那天我拿着四川警校的毕业派遣书到万县公安局报到，政工股长廖春海接待了我。他看了派遣书，哈哈一笑说：“局里已经定了，你到刑警队做侦查员。你娃娃农村出来的，刚毕业没钱用。我算你昨天8月31日报的到，会计室领半月工资，置身行头去。”

廖股长嘴里说的行头就是行囊，也可以是行装、行李。

那年代，刚参加工作就算干部，行政级别24级。只是刑警队侦查员这样的干部，下乡是家常便饭，办公室一杯茶水一张报打发日子，门儿都没有。所以，置一身像样的行头，下乡的行头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

万县有句俗话：“干部下乡有三宝：草帽、水壶和手表。”这老三件对警察来说也是标配。当年的万县是下川东最大的农业县，下辖十三区一镇九十五个公社，只有县城沙河子设了派出所，其他区乡都是一区一特派员，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胡子眉毛一把抓。大案子一发，刑警队就必须从沙河子赶到区乡支援，勘查现场、破案逮人“一套锣鼓打到底”。下乡讲的是走哪儿黑在哪儿歇，没有住场镇住旅社一说。住哪儿住多久，不是罪犯说了算就是领导说了算，自己没半点自由。所以，我们的行头实际上囊括了吃穿住行，一点儿不敢马虎。

行头第一件是包。警察的包是配发的草绿色挎包，袢儿上绣着红五星。讲究点的人提提包，人造革，上面印着上海北京啥的图案和字样。侦查员都不带提包。不是不讲究，实在是腾手腾脚，拿枪拿手铐的忒不方便，统统都用挎包。“出门人一张帕，洗脸洗脚加洗胯”，帕子一般系挎包带上，外挂一个喝水漱口用的搪瓷缸子，牙膏牙刷香皂塞缸子里，洗漱用具就齐了。侦查员另外有当家的行头，一个马粪纸文件夹、一沓笔录纸、一个印泥盒。笔录纸要多带，除了记录，擦屁股也少不了它。清凉油感冒药风湿止痛膏多少带些，三病两痛救个急，这道理谁都懂。赶夜路是常有的事，除了电筒，电池灯泡要备足。这些行头都值不了几个钱，一部半导体袖珍收音机那是要花点银子的，还不得不买。乡下长夜难熬，听听音乐听听新闻，时间才好打发。我咬牙花八块钱买了个红灯牌收音机，半块砖头大小，带伸缩天线，廖股长照顾的小半月工资就没了。可这笔钱花得是真值。那两年袁阔成先生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烈火金刚》播得正火，有袁先生沙哑浑厚的嗓音做伴，刚参加工作的生涩日子就这么熬过来了。

除了必要，下乡办案不要穿警服。大盖帽红领章，上白下蓝的警服出现在乡村，必定引来人围观尾随，像动物园看猴子一样，干啥啥不便。像我这样嘴上无毛的小年轻，还惹人怀疑，“这个公安还是个娃儿，莫是穿了老汉的衣服哟？”最得体的着装是穿没有领章的草绿色军装。军装中性，既不脱离群众，又能让群众一眼看出你是干部相信你是好人。我习惯把警服的领章撕了，大盖帽塞挎包里，需要时拿四根发夹一左一右把红领章夹在衣领上，帽子一戴又是警察了。包里带两种烟，一种是自己抽的，重庆、山城、芒果啥的。再备一些给老乡联络感情，需要便宜一点的。不是看不起老乡，实在是工资有限。包产到户搞了几年，农村也开始富裕了，八分一包的经济，俗称的“八大锤”过去还勉强，眼下就拿不出手了。两毛左右的工农、皇城比较合适。包里放些糖果饼干是我的个人心得。实在赶不上饭口了可以敷衍下肚皮，另外的好处是到了谁家谁户，掏点出来塞给小娃娃，让大人看了舒坦，大人舒坦了才有饭吃有铺睡。最后，准备零钱零粮票至关重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基本的群众纪律。干部下乡，一顿饭三两粮票一角钱是多年不变的铁规。吃完饭，不能胡子一抹走了。要没带零钱零票，直接给十元五元的大钞五斤十斤的粮票，老乡会认为你没诚意，你也不好等着人家找零吧？遇着真心实意不要钱粮的人家，算你拣着便宜了。但一定得揣摩下是真不要还是假不要，弄不好前脚刚走，后脚就骂你告你，违反群众纪律可不是小事。所以，按顿数塞下钱粮撒腿就跑是王道。

最让我心动的是工作证、手枪和手铐，这是警察的身份和标志。证件有两个，红色塑料皮，印有四个烫金毛体小字：“人民公安”。一个是公安人员工作证，一个是公安人员侦查证。我更喜欢用侦查证。里面有一行字注明：“持本证行使公安侦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和违抗。”看这来头就够吓人的了。侦查证不是每人都有，只有刑警队和一股的侦查员才够格领。一股是政治侦查股，神秘得很。手铐简单，一人一副，黄铜的，管够。老百姓说的“金箍子”由来就在这儿。手枪就复杂了。那年头，公安还没有统一的制式枪支。公安局的枪库整一个中外老枪、名枪博物馆，随便拉一车枪出来，换现在都是军迷眼中的圣物。万县刑警队有几支五一式五四式手枪，烤蓝已灰灰的了，还只能算枪库里的小字辈，队长、老侦查员才有资格佩带。配枪要论资排辈，按辈分我分到了一支柯尔特手枪。柯尔特又大又沉，生生塞在我瘦巴巴的腰间，没几天就磨破了一层皮。还不敢叫苦，硬撑着。刘国才队长大概觉得我腰间鼓鼓囊囊的实在有碍观瞻，让内勤换了支小巧玲珑的“枪牌”手枪给我。“枪牌”的由来是枪柄上刻有手枪图案，大名是勃朗宁1900式。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社会民主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同志，1909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是用的这种枪。够拽的了吧？不过，内勤也说了，这枪只有四发子弹，而且不知道能不能打响。当时可没想那么多，心里只想，有了这“硬火”，我才是真正的公安真正的刑警。

一身这般行头，下了不少乡，走了不少路，吃了不少百家饭。我在万县工作的那两年，记忆中除了下乡就是下乡了。但四十多年过去，真正记忆深刻的还是这两年艰苦而快乐的时光。这么一想，这个工作证这件老行头能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宝贵且幸运的事情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