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神州大地，一方一俗。但农历的六月六这一天，都有着晒东西的讲究。农历六月，恰是梅雨季节过后，恰逢小暑大暑节气，气温升高。汉代刘熙曰：“暑，煮也，热如煮物也。”六月初六正当盛夏，是一年中太阳最猛的日子，据说这天晒过的东西不生蛀虫。

晒什么呢？读书人晒书本，普通人晒“红绿”（衣物）。

读书人嗜书如命，民间有把六月六称为“晒书节”的说法。每年六月六这天，读书人不管文化高低，将藏于书房里的各种线装书籍搬出来，放置于桌面，与阳光来一次猛烈的相会。一本一本，一页一页，那些躲匿的虫子，在太阳的驱逐下逃之夭夭。关于“晒书节”的起源，有两种颇为美妙的传说：一说唐代的高僧唐三藏从西天取经归途中，过海时经书不慎被海水浸湿，所以在六月六这天把经书拿出来晒干，久而久之，六月六就成为一个吉祥的日子；另一种说法是，清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在六月六这天把自家的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正好被微服私访的康熙帝遇见。康熙帝认为朱彝尊如此这般爱书，日后必能堪大任，遂破格封其为翰林院检讨，负责专修明史。这两种虽都为传说，但很多读书人认为六月六是个吉祥的日子，故纷纷效仿，在这天也把家里的藏书搬出去晒晒，以图个好彩头。

六月六晒书那是文人雅士们的趣事，而芸芸众生，皆以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为生活的日常。正所谓“六月六，晒红绿”。“红”“绿”自然就是人们日常所用的衣裤被褥。

回味总是在中年后反复发酵，越来越浓。经历的六月六，似乎都拒绝雨水。或许是天老爷垂怜人们，怕晾晒在外的东西被雨水打湿吧。

还在酣梦中与周公嬉戏，母亲宽大的手掌拍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屁股上，“今天六月六，你们快点起来搬东西到地坝晒太阳。”

热，是这个时段最厌烦的单词。我们知道，一旦搬运东西，又得汗流浃背，于是嘴角噘起老高：“妈，不就几件衣服，你们大人搬一下不行吗？”偷懒，总是要理由充分，我们都倒头又睡。

不知几时，父亲的竹篾片刺痛着我们，我们蹦将起来，加入到搬运东西的队伍中。一支队伍，浩浩荡荡，晾晒的东西颇多——暂时不穿的衣裤、鞋帽、被褥。不一会儿，偌大的地坝，成了红的世界，绿的海洋。

父亲说，每人把自己床上的竹席、稻草也搬出来晒晒。在乡村，人们买不起棕垫，只能在竹席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一是暖和，二为舒软。我们这里地处江南，每年四五月间的梅雨，撩得人们的心头也是阴暗晦涩。农村的房屋，依山靠水，加之绵绵不息的梅雨，那些贮藏妥当的干燥衣裤被褥，也不免有些湿润。如果梅雨过多过密，多半会生出霉菌。为了预防生蛆、返潮，每年的六月六，人们就把它们拿出来晒晒太阳。

农民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的人。他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我家六口人，五人上坡干活，还得留一人看守晾晒在地坝的“红红绿绿”。自然，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年幼的小妹一人。看守这些“红红绿绿”，不仅要预防天气突变，还怕猫啊、狗啊、鸡啊、鸭啊前来践踏。

中午返家，母亲把煮饭的任务交给年长的姐姐。她叫上大哥，与她一起将晾晒的东西翻面——自然是那些诸如被褥的笨重东西。或许，这是为了全方位、多角度晾晒吧。

火热的阳光总有收敛的时刻。圆圆的太阳从远方的山脊上滑落下去，母亲的呼喊声响彻在空旷的田野——回家收捡东西了！繁忙而不凌乱。每一件衣裤，每一床被褥，每一根稻草，在母亲的严苛里，整整齐齐，原路返回，原样就绪。

“六”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是个吉祥美好的数字。“六月六”，双“六”，不就是吉上加吉吗？谁不愿意沾上一些吉祥的喜气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