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民

在古代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里有三大雅事：玩墨，听曲，赏花。玩墨者需功力，听曲者要品位，只有赏花者最为轻松闲逸。然而，随着中国文人生活热情的湍飞四溢，情深意切，这赏花之雅事也浓重、严肃起来，开始有了“花道”。

据史料记载，“花道”始于唐朝。那时，唐朝文人对赏花热情已达痴迷狂热的地步，白居易在《买花》一诗中描写道：“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也就是说，当时百朵红牡丹的价格竟然高达“五束素”（相当于二十五匹绢）。当然，能够颇费重金购买百朵红牡丹，一定是醉迷于花花世界的文人，也是遵循花道的文人。

明朝文学家袁宏道在《瓶史》一文中，从品花、择器、制宜和清赏等十二个方面来理解“花道”。他首先说：“入春为梅，为海棠；夏为牡丹，为芍药，为石榴；秋为木樨，为莲、菊；冬为腊梅。”他认为养花的花瓶一定要精良，才能衬托花的精神。“其次官、哥、象、定等窑，细媚滋润，皆花神之精舍也。”不仅好花需要名器陪伴，而且养花的水也很讲究，初入瓮时，必须经风日者，此水不仅养花为佳，亦可烹茶。他的审美情趣颇高，对于插花方面解释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他表明对花之爱不仅如数家珍，而且了若指掌，“或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对于具体的赏花，一要天气，二要心情。他明确地说：“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就是保持恰当的距离欣赏花朵，并附以诗词歌赋，为上品；品评谈论花朵为中品；酒后庸秽赏花为下品。他还区分赏花不同的时节，“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暑花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台径，宜古藤巉石边。”最后，他讲明赏花的环境也十分重要：“明窗，净几，古鼎，宋砚，松涛，溪声……”

袁宏道不愧为明代著名的幽人韵士，他不为“卑官所绊”，只为“仅有栽花莳竹一事，可以自乐”。

文人墨客爱花有一种深刻的寓意，更有一种精神的寄托。如陶渊明爱菊花，周敦颐爱莲花，王冕、杨万里爱荷花，陆游爱梅花，郑板桥爱兰花等等。

中国民间流传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有赏菊习俗。据说始于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一生酷爱菊花，以菊为伴，号称“菊友”。

陶渊明种菊，既食用又观赏。每逢秋日，当菊花盛开的时候，附近的乡亲、远处的朋友，常到他家做客赏菊。他就摊煎饼、烧菊花茶款待亲朋，大家走时他送菊，“今日送走西方客，明日又迎东方朋”。在他简陋的茅屋里，来赏菊的人川流不息，常使他不能按时去田园耕作。他常想，要是能让菊花一日开，客人一天来，那该多好啊！后来，他灌园浇菊时，自语祝愿道：“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日来。”说来蹊跷，到九月九日那天，含苞欲放的菊花真的争奇斗艳地一齐盛开了，客人们也都在那天来了。亲朋诗友笑逐颜开，望着五彩缤纷、芳香四溢的满园菊花，吟诗作词，令人心醉，都夸菊有情，有灵性，不负陶公一片苦心。

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为人清廉正直，襟怀淡泊，平生偏爱莲花。他在自己的府邸东侧开挖了一口池塘，全部种植荷花。每当饭后，他或独身一人，或邀三五幕僚好友，于池畔赏花品茗，并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爱莲说》。文章虽短，但字字珠玑，历来为人所传诵，其中“出淤泥而不染”已成千古名句。

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喜欢盆兰，因为盆兰便于携带，可以让兰香随人远去，并且兰芝庭阶，一代一代芳馨不绝。有时，他又认为盆兰离开深山巨谷，落于狭小的盆盎之中，被人评点，受人管束，很不自由，因此又为盆兰抱不平。他在一幅盆兰画上题诗说：“阅尽荣枯是盆盎，几回拔去几回栽。”他自己曾栽有盆兰数十种，每当春暮，兰皆有憔悴之色，他说这是兰“思归”了。后来，他将兰草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这样山为兰草遮阴蔽日，石又较干燥，兰草得其所，果然在第二年春天就“忽发箭数十，挺然直上，香味坚厚而远”。他说：“由此乃知物亦各有本性。”因此，他在一幅盆兰画上写道：“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兰，不如留与伴烟霞。”正因为如此，他要打破盆，写了许多《破盆兰花图》《半盆兰花图》的诗，他说：“春雨春风写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

在人世间，有多少种花之美，就有多少种文人之美。鲜花可以撩开文人心扉，甚至点亮文人心扉。赏花的文人与所赏之花，互为“伴侣”，赏花亦有花之道，他们同时在时光里“灿烂绽放”。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