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从清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重庆照相馆拍摄的照片，记录了不同时代人们审美的情趣与演变，产生了不同的风格样貌，也让我们看到先辈们所特有的表情和梦想。

相馆初创 吸人眼球

据史料记载，重庆第一家照相馆创办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名为“均和昌”，地址在城内江家巷。老板名叫梁晓初，广东人。广州是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洋货不断涌入，他做洋货代销赚到一笔钱，从洋行职员手中买到进口照相机，从爱好到钻研。他在与人交谈时，无意中听说重庆是西南最大的水码头，于是不远万里来此开业。

梁晓初使用的是一台法国产达盖尔座机，银版。这种座机十分笨重，外形是一个大木箱，黑色贴皮，上面是机身，下面是三脚架，机位必须固定。没有快门，用镜头盖做快门，凭经验控制曝光时间。梁晓初有知识有技术，他拍照时沉着冷静，总是恰到好处取下镜头盖，又恰到好处蒙上镜头盖。冲洗和修整照片等后期制作，起初都是他独自承担，后来才招收徒弟做帮手。

梁晓初拍摄的照片主要是人物，一般是全身像。银版底片成本高，顾客多是达官贵人。他首创了铭文，在每张照片上都印上“均和昌”字样，成为最好的广告。

当重庆人初次见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纸质照片上，都异常兴奋，放大后挂在堂屋墙上，向亲友炫耀。一时间，满城争说“照相”这个新名词，即便没有钱，也要去看稀奇。梁晓初装底片和取景时，要钻进黑布罩子里，于是人们都说他一定是魔法师。

短短几年，梁晓初赚了大钱，又增添了德国制造的“高治”镜头，全铜制作，拍照十分清晰。大座机移动困难，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出大价钱，他也愿意走一遭。笔者最近获得一张梁晓初去外地拍摄的老照片，画面背景是当地的明清建筑，花了不知多少银两的一位顾客和他的朋友置身于石梁上。照片的左下角有铭文：“四川重庆江家巷均和昌照”，画质很好。遗憾的是，梁晓初染有鸦片瘾，逐渐入不敷出，1926年停业。

20世纪初“宝记”照相馆开办，地址在米花街，首开自然光线拍照，在露天玻璃棚内摄影，不用灯光和其他人造光，全靠透过顶棚的日光。馆内布置了假山鱼池，室内绘有山水和楼阁背景，这说明照相师开始了本土化的艺术创作与实践。布景所用的器物，虽然只有桌椅、几案、花瓶花卉等，但是却蕴含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其参照物，则是明清人物肖像画、话本插图，力求效果相近。

1910年创办的本埠第三家照相馆，取名“天然楼”，地址在黄桷街，门面为三开间楼房，第一层布置成室内小花园。它使用的设备仍然为大座机，团体拍照需要事先预约。

这两家照相馆采用了“安布罗法”，取代“银版摄像术”，降低了成本，这一进程和西方同步。他们的相片上也印有专门设计的馆铭，具有了自主品牌意识。

时代进步 行业兴旺

随着长江、嘉陵江航运的发展，重庆的商业贸易日益活跃，成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带动了城市消费的快速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本埠照相业蓬勃发展，先后开办了“丽芳”“容真”“留真”“大中华”“得圜”“俨然”“三民”“雪怀”“晴霞”“明星”“冠华”“光华”等照相馆，为西部诸省之冠。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许多照相馆纷纷迁来重庆，使本埠的照相业进入鼎盛期。从外地迁来的众多相馆中，尤以“千秋”“启新”“皇宫”“庐山”等几家技术好，设备精良，故而顾客盈门，生意兴旺。

那时的重庆照相馆，先后采用美国制造的维因倍增相机。这种室内座机虽然还是笨重，但它机身前部可以根据需要，换装一只或四只镜头。机身后部的感光组件，则可以上下、左右移动。通过更换镜头或移动机身后部的感光组件，可以让锡版的不同区域分别感光。它用一张大底片，便可以分格拍摄出一张乃至数十张照片。同时，新式座机已有快门设计，由照相师手执皮囊控制，轻轻捏一下即可曝光。

一些较大的照相馆，抗战时期开始购买手相机，多为德国生产的品牌机“蔡司”“徕卡”“爱克发”，以及美国的“柯达”。后者可以拍摄彩色照片。这样，如果顾客想去风景区拍照，相馆可派人携带手相机前去服务。

此时照相馆在结婚照中引入西式装扮，顾客不再穿长袍马褂，不再珠光宝气。新郎身着笔挺的深色西服，打领带；新娘身着拖曳及地的白色纱袍，头巾、手套也是白色的，手捧鲜花。讲究的大户人家，新婚夫妇两侧站有伴郎和伴娘，外加一男一女两个小傧相，拍出来既有派头，又有早生贵子的寓意。

还有几家从上海、南京迁来的照相馆别出心裁，对特别漂亮的女士免费，除了送一套照片，还把样照挂在橱窗里展览。电影厂、话剧团，常到相馆橱窗照片中寻找合适的演员，这当然会吸引明星和想成为明星的人们。这种做法非常轰动，使照相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上海籍店员顾阿福回忆道：“那时候重庆的照相馆门庭若市，节假日从早到晚加班，能拍一二百人。店里只有三四个职员，拍摄、暗房冲印、整修、剪裁，大家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说，照相馆的薪酬也高，远超公教人员，不愁吃穿，家属还买金戒指、金耳环。

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最喜欢照相，军政要员和文化人也参与其中，极大丰富了照相馆的客户群体。

战时的照相馆店面不大，多为一楼一底，楼下设橱窗，开票和接待顾客。楼上化妆、拍照。

抗战胜利后，江浙一带的照相馆从业者大多返回原籍。但也有一些年轻从业者，见重庆顾客多，市场成熟，选择留下来，购买其他返乡者的门店或设备另起炉灶，扎根重庆。原重庆市美术公司老技师汤文虎，就是留下来的上海人。

本埠名店 脍炙人口

重庆最有名的照相馆是“留真”，由广东人黄少怀创建。他自幼酷爱摄影，留学日本深造，以此为职业。1919年回国，他原想在上海开店，考察后觉得那里竞争太激烈，遂沿江而上调研，最终选定水运发达的重庆。日本称照相为写真，受此影响，黄少怀将店名取为“留真”。铺面设在左营街（今新华路中段），临街两楼一底，位置居中，便于招徕顾客。

开业之初，黄少怀亲自拍照，他知道顾客往往是为了家庭大事来留影，所以特别细心，从不敷衍了事。晚上他亲自修底片，把拍摄中光照不匀的地方，用铅笔进行修补。这个全靠手、眼功夫，还需要熟练。然后就是冲洗照片，根据底片曝光的程度，选择用几号相纸，冲洗后烘干。最后还用毛笔修饰照片上的人物，印上铭文，裁边纸装饰。

由于“留真”口碑好，抗战时期不少名人光顾，也是市民照相的首选。

另一家有名气的是“千秋”照相馆，后台老板侯志明，黄埔军校四期学员，中将军衔。“千秋”实力不及“留真”，但是分店多，在大同路、青年路、两路口、小龙坎、北碚都有分店。主要业务是拍登记照，快捷便宜，而且常打七折、八折，不乏顾客。1949年，“千秋”仅在两路口一带就开了3家分店，后来合并为一个店。

旧中国技术落后，所有照相器材都是进口货，因而价格昂贵，照相属于奢侈消费。据史料记载，初期拍全身照需一到两块大洋，拍摄并放大一张24英寸着色相片，收费12大洋，约等于300斤大米，非一般人可问津。

“安布罗法”取代“银版摄像术”后成本下降，照相从此逐步走近寻常百姓。但凡婚丧嫁娶、老人祝寿、家庭聚会、学生毕业等，开始时兴到相馆拍照。有时照相馆打折，市民蜂拥而至。

那时照相馆的规矩与现在大不一样，一是收款叫作订单，先交半费，取照片时全部付清。订单上注明顾客的姓名和地址，可加钱要求照相馆派人专送。倘若顾客对照片不满意，或是退还订金，或是补拍。另一个规矩是，取件时只给照片不给底片，理由是版权所有。但照相馆保存顾客的底片如同保存档案一样稳妥，顾客可凭订单随时加印照片。

旧中国照相收费昂贵，许多人一生只照过几次相，有的贫民一辈子不知道何谓照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如今，几乎人人拥有的手机随时可以拍照，照相馆很少，业务也只是拍登记照和代客洗印。

然而，老相馆留下的老照片，凝固了光影，见证着时代，使我们加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极大地增强了历史感知。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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