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汹涌的洪水一度冲开位于湖南华容县团洲垸的洞庭湖一线堤防，导致农田、村庄被淹，数千人被迫搬离。经过全国多方支援，齐心抢险，溃口被封堵。

而前两年夏天，洞庭湖还因严重旱情备受瞩目，并在去年8月创下1989年以来同期水体面积最小值。

洞庭湖所经历的洪涝与干旱两极境遇，是极端天气频发的典型缩影。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频发、广发、强发、并发的趋势。

除了不断提高应对突发灾害天气的能力，面对严峻的自然大变局，我们还需要以更长远的时间维度和更广阔的空间尺度，理解一系列变化的缘起，洞察其深层成因，展望其未来趋势。唯有如此，才能以更加切实、有效的理念和办法，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沸腾”时代来临？

无论是6月北方的持续高温，还是长江中下游多日如注的暴雨，抑或华北多发的强对流天气、山东突然刮起的龙卷风，都不断激起人们的感慨：“天气越来越不寻常。”

表现剧烈的极端天气增多，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的警示：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5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月，也是连续第12个月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刷新同期最高值。

气候“沸腾”，对我国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随着气候变暖加剧，我国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说。

与此同时，伴随气温升高，大气中持水量增加，极端强降水发生的风险增大成为我们正在并将长期面对的现实。

当下，暴雨正变得越来越剧烈。今年6月广东梅州平远县的强降雨导致多人死亡。

去年夏天，京津冀地区发生历史罕见暴雨天气过程，局地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003毫米，北京市过程雨量超过华北历史上三次极端暴雨过程。而在2021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期间，郑州气象观测站则以201.9毫米的小时降雨量突破我国大陆小时气象观测降雨量极值。

巢清尘说，根据最新的气候模式结果分析，预计到2050年我国各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呈现发生更频繁、影响更广泛、极端性更凸显的趋势，极端高温、干旱、强降雨等事件趋多趋强。

谁是那只“背后的手”？

灾难片《后天》采用剧烈的表现形式——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环流停止，导致地球进入新的冰河期，向人们揭示气候变化的恶果。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推动极端天气频发背后的“那只手”到底是谁？

专家表示，所处地理位置、大气环流变化、海陆分布、地形地势等共同作用，造就了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气候。“气候变暖会加剧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改变大尺度的大气环流形势，是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重要背景。”巢清尘说。

因此，虽然气候变化不直接造成极端天气，但它加强了极端天气的触发条件，正是那只背后“看不见的手”。

诸多数据显示，世界上两大冰盖——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盖因气候变化逐渐萎缩。除冰盖外，南北极海冰也在快速消融，北极海冰覆盖范围在过去40年里减少了近50%，近年来南极海冰范围也开始大幅波动。

冰川作为气候的产物，反过来又对全球气候起到调节作用。“但现在仿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全球变暖导致极端事件增加，高温热浪会随着洋流走向极地，加速冰川和海冰融化，而极地冰川和海冰的消融又会引起更强烈的全球变暖。”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全球变化与极地研究所研究员张东启说。

新的挑战有哪些？

一项发表在英国《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全球极端野火的频率和强度在过去20年增加了约一倍。

极端强降雨对水网、电网等城市基础设施也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龚道孝表示，随着极端降水增加，原来十年一遇的降雨在未来可能会变为五年一遇，这使得原本就存在设计建设标准略低的排水管网的应对能力进一步下降。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极端天气的冲击也已经开始影响日常生活。

7月，随着高温在江南等地蔓延，各地医院热射病患者数量开始增多。随着近年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热射病这个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逐渐被公众熟知。

世界气象组织去年底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率可能比目前记录的高出30倍。而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并没有提供有效的高温预警服务。2000年至2019年间，估计全球每年因高温死亡的人数约为48.9万人，其中亚洲约占45%，欧洲约占36%。据估计，2022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天气导致35个欧洲国家的约6万人“超额死亡”。

极端高温频发带来健康威胁的同时，相应的保护和应对措施仍待完善。以劳动保护为例，虽然为户外劳动者“送清凉”、调整优化工作环境和作业时间等逐渐被多地列为高温劳动保护的重点，但还有不少建筑工人、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游离在高温劳动保护之外。

未来我们能够做什么？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我国各种自然灾害年均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和前五年均值相比下降54.3%。一方面，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等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灾害预警和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包括“叫应”在内的应急机制不断完善，也有效减少了伤亡。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刘传正认为，在应对灾害风险方面，关键要推进大应急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希望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养成防灾减灾的习惯，将之作为平常生产、生活考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在遭遇突发情况时从容应对。

扩大到经济社会系统来看，有更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雨水、温度等气候资源发生变化，粮食生产应如何随之调整产业布局、种植结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提升应对天气灾害的韧性和灵活性？

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健康风险增加，人们应如何加强对气候敏感疾病的监测预警及防控？

相关部门、机构等正在逐步作答。

除了适应，我们能做的还有主动减缓气候变化。

2020年我国向世界宣告，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推动既有建筑绿色低碳改造，节能建筑占城镇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超过65%；森林覆盖率达24.02%，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双碳”不仅成为近年来社会讨论的热词，也正在深刻融入现实的生产生活中。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