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孝才

每年立秋一过，三伏进了末伏。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中元节到了。

中元节也叫盂兰盆节，这是佛教一个重要的节日。老百姓很少晓得盂兰盆节，他们管这天叫七月半。

母亲眼里，这是一年中绝对的大节气。记忆中，七月半是母亲最有仪式感、最庄重、最严肃的一天。我们也期盼着这一天。在我们眼里，所有的节气都一样。节气一到，我们就又有好吃的了。

好吃的东西是母亲为故去的亲人准备的。母亲说，中元节这天晚上，如果送上纸钱奉上祭品，天人永隔的亡人就能在晚上相见。这相见只是托个梦罢了。

进入七月，母亲会去供销社买来一背篼金黄色的草纸，一刀刀裁剪成长方块，这就是纸钱了。纸钱一沓沓码好，有多有少有厚有薄，都是母亲按尊卑大小计划好了的。母亲另外买了几刀白纸，四角对折成信封状，然后将纸钱一沓沓装进去，再用糨糊粘好。一封封装了纸钱的“信封”封好后，读过几年私塾的母亲，会用钢笔恭恭敬敬在上面竖行写下一些文字。

这是一些很琐碎的活儿，每道工序都是纯手工。偏偏母亲大方，要奉送的亡人就很多，光一封封写“袱子”就是件很费时费力的事儿。好在我们兄弟姊妹多，又都略懂文墨，她正好支派我们干这事。我们也乐意干，毕竟这活儿多少有些游戏成分。于是，我们拿了钢笔，一笔一画照着母亲的样式写，边写边嘻嘻哈哈打闹。写着写着难免就马马虎虎大而化之，只盼着母亲赶紧做接下来的仪式，一个与吃有关的仪式。

我们在写的时候，母亲就一直在灶屋忙活。她要在日头当顶前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奉送给亡人们，我们那地方叫“叫老辈子”。中元节一过就到了玉米收割稻谷开镰的时节，家家户户都备着头年的腊味、糟肉、干果，供销社买来的麻饼、鱼皮花生啥的干盘。这些都是准备请人收玉米收稻子时喝“挞谷酒”的下酒菜。

母亲从不把“挞谷酒”和“叫老辈子”搅和在一起，她更看中中元节的私密和仪式感，这是她和村里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一点已经在写“袱子”的时候就与众不同了。村里人通常是一堆纸钱，随随便便找块荒地一把火烧了就算完事儿，母亲却是一封封写好一一寄送，绝不大锅饭的。“叫老辈子”也不一样，母亲除了办一桌酒菜，还要准备供果的。盛夏酷暑浮瓜沉李，瓜果都现成。但母亲有一道特别的供果，我们更愿意当做一道凉菜或者甜品，那是一盘糖拌西红柿。儿时的村里，西红柿还是神一般的蔬果，一般人家别说吃，就是见也是很少见过的。母亲的西红柿是一个重庆知青探亲回村带给母亲，母亲吃过后小心将籽粒蓄种种下的。西红柿放水缸里过凉，切片装盘撒上点白糖细盐，甜丝丝凉津津，好吃到不行。母亲说，“外公最喜欢吃这个，其他老辈子都搭伴享一口口福吧。”

母亲18岁嫁给父亲，一口气生下我们七姊妹。虽然和我们一样，好多父亲家的亡人她并不认得，但她一点不马虎。日上中天了，母亲拿一只碗从锅里盛了白米饭，吆喝我们带上“袱子”随她到屋角的竹林里。母亲放了饭碗点了香烛，把一封封“袱子”码放成一个大大的“元宝”，自己先点了香跪下去对着“元宝”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让我们从大到小依次照做。我们一个个捣蒜般把头磕完，母亲便点火烧起了“元宝”。“元宝”熊熊燃烧起来，母亲会让我们先回屋等着。母亲一个人留在竹林，一边抹眼泪一边对着“元宝”念念有词。我们不知道母亲在哭啥念啥，只盼着她早点回来“叫老辈子”。

好在母亲很快就回了屋。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象征性地摆了几副碗筷酒杯。母亲打开门窗，让我们都闭上嘴巴规规矩矩站一边，自己往碗里添了饭杯子里倒了酒，把筷子一一架到饭碗上了，这才依着我们娃娃的口气虔诚地唤一声：“外公！爷爷奶奶！所有的老上亡人，都来吃饭啰！”唤完，母亲自己也站一边和我们肃立如仪。刹那间，屋里阒无人声，仿佛掉一根针也能听见。我们都不敢吱声，唯恐稍稍弄出点啥响动，“袱子”上的那些老辈子、那些正埋头享用酒饭的隐形人就会飞走了一样。

“老上亡人们！请下席了！”三两分钟后，母亲客客气气说句话，收了饭碗酒杯，脸一拉对我们说，“活老辈子些！吃饭吧！”话音未落，我们就呼啦啦围上去抢吃抢喝起来，最先扫光的总是那道糖拌西红柿。

母亲的生命在她48岁那年戛然而止。那年的中元节是她一人过的。父亲去遥远的天津看大哥大姐去了，在家的几个娃娃要么在大学读书要么在单位上班，都无暇回去陪她过一个中元节了。两个月后，母亲死于一场意外，我是唯一陪在她身边的人。

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又拣起了这个曾不屑一顾的中元节。为了早逝的母亲，为了怀念有她的那些好日子。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