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虹

读书

父亲生于1924年，岁月的动荡没影响他潜心读书学习，1942年，他从江津乡下跑到重庆考上了南开中学，他经常在我们面前炫耀：“其他学校都没看上眼，我要考就考南开，结果一考就中，而且是名列前茅……”母亲说他有点喜欢冒，我们几弟兄就相视偷笑，却心头服气。五十多年后，我儿子考上另一所知名中学，他还有些不屑，说：“为啥不考南开？”

1945年9月，乘抗战胜利的东风，父亲考上同济大学物理系。我不敢问他为啥不考清华北大，似乎从神色上看透我的心思，他说：“西南联大1946年7月31日才解散，北大清华才迁回北京复校。”父亲把这个日子记得如此清楚，说明他是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读书不能封闭在校园象牙塔，要走出去。如此，在中国读书，只能去北京，或者去上海。我问他为啥读了物理系？他说：“科学救国，学物理最直接……”父亲篮球打得好，是“同济四川队”主力中锋，打遍同济无敌手。如果有男女同学呐喊助威就更来劲。1948年，上海地下党发动“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他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当学生纠察队队员，负责维护秩序。好表现、抛头露面、特别活跃的他，上了特务黑名单。地下党通知转移，他连夜逃离上海，回家不久，便结婚成家。差半年没能读完学业拿到毕业证，是父亲终生的遗憾。

父亲的学生时代，活脱脱那年月好张扬的爱国愤青。

教书

1950年春，父亲在老家任江津县清泊乡小学校长，1953年调到江津师范学校（简称“津师”）当物理教员，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到了白沙。

直到1976年，父亲都是谨言慎行，夹起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于物理教学中，一直是津师骨干教师之一，还是江津域内知名的物理教师。20世纪50年代末江津专区建大专层次的江津专科学校，父亲便从中专层次的津师调入该校。两年后，江津专科学校停办，他又回到津师。后来，三线建设需要大量的河沙和鹅卵石。白沙河滩的沙石成为热门物资，镇上的人都尽力参与，虽然辛苦，每天一元钱上下的收入对家用不无小补。1967年，风云激荡，父亲把我从学校强行叫回家，要我去河滩筛鹅卵石。我心头一万个不情愿，心想他工资有八十三块五，与母亲的工资加起来近一百三，在县里都是高收入家庭，用得着我去下苦力吗？不敢明说更不敢直接对抗，但情绪表现在脸上。父亲手在桌子上一拍，瞪眼说，“你敢不去？！”第二天清晨，他几乎是把我押解到了河滩，边走边说：“武斗那么凶，你不要命了？”

父亲要我去筛鹅卵石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当时他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他在未雨绸缪，谋划以后情况恶化万一不能保住教职之后的生计。把我押送到河滩后，他赶回去参加政治学习。大河涨水漫进来形成一片低洼，人们用一些大鹅卵石垫在那儿，但鹅卵石光滑，不好走。父亲抬起双臂作平衡，急匆匆又小心翼翼地，身体左右摇晃着走过那片低洼地。

父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走在湿滑鹅卵石上的背影，是他在那特定年代里真实生动的写照。

家教

我家四弟兄，父亲对儿子们自幼严厉，一个道德的事一个学习的事，若有犯事，他眼睛一瞪，手在桌子上一拍，兄弟四人顿时股颤。

1960年，猪肉副食品已是限量供应。快过年了，婆婆炸了一钵酥肉放橱柜里，那是为年夜饭准备的一道菜。我像一只馋猫，偷吃了不少。过年时被发现酥肉少了一大截，这在当时是大事情。婆婆说可能是猫儿偷吃了。父亲眼睛直瞪瞪盯着我，我立马周身筛糠似打颤，不打自招。父亲愤怒地给我一耳光：“我打你的自私自利！”我恐怖地号啕大哭，婆婆赶快把我拉到身后。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犯此类事。但学校不上课的年头，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门不开放，习惯看书的我很是无聊。有一天我翻窗进了津师图书馆，犹如鱼儿进了大海，进了书库我便忘记时间，拿起每一本书都要浏览一阵，都想往裤腰带上插。突然，管理员冯老师回图书馆，我惊慌失措中瞅见一块黑板顺墙搁着，形成一个九十度的角，便蜷身躲入。本以为能平安躲过，可那天我有些感冒、咳嗽，竭力想忍，却忍不住，声音越响。冯老师听见动静进了书库，很快判定偷书嫌疑人躲在黑板下，顺手拿起一根竹竿往里捅。我被捅疼了，便抓住竹竿跟他较劲，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蛮力很冲，一下就把他拖倒在地。冯老师后背脊柱有生理缺陷，因为他管书太认真，谁把书弄皱了都要挨他训半天，学生就都叫他“冯驼背”，加之五十多岁的年龄，倒地之后要翻身爬起来费力。我乘机脚板抹油溜出图书馆。

两个小时后，父亲黑着脸回家，把我叫过去。我知道这次偷书犯了道德的事儿，全身紧张，紧绷了肌肉准备挨打。父亲问我：“为什么去图书馆偷书？”我埋着头说：“我想读书……以后等图书馆开放，我再去借……”听我这么说，父亲没有动手，半天没有说话，最后重重地叹口气，甩门出去。

父亲还特别重视我们身体的锻炼与健康。那时候粮食都是限量供应，我们四弟兄粮不够吃，父母的工资除了基本生活的开支，其余大部分都拿去自由市场买包谷买红苕，以保证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最基本的营养补充。

几十年后看父亲对子女的教育，真是抓到了关键处。抓学习与健康的道理无需赘言，一个人道德规范的养成是其价值观思想意识的核心基础。我自审这一辈子的人生历程，为人的品德、为文的文德、为师的师德，都还说得过去；当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兼影视中心主任好多年，去大学任教之前的离任审计，那是轻松过审。想到这些，我总会想起父亲打我耳光时说“我打你的自私自利”的神态语气……

清心

1972年，我从知青被招工，父亲对我说，到了工作单位，态度要端正，心态要调整好，你不要管单位对你是“可利用”还是“可重用”，关键是要“可用”，要使自己成为可用之才，成为“除了红萝卜不成席”里的“红萝卜”。

父亲的这个教诲影响了我一生。干每一件事都要尽力干得最好。但在当年，我无法了解父亲面对“可利用不可重用”时，不在乎自己是怎么被“用”，只是勤奋而出色地工作着，以证明自己的“可用”，他是怎样调适自己心态的？他内心就没有起过波澜吗？

那时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如此爱喝酒，甚至有些抱怨他醉酒有失教师身份。他每日必饮，没下酒菜，便从泡菜坛抓出老咸菜将就。父亲喝酒常醉，醉了就睡。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借助酒精排解胸中的积郁。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邓小平讲话那天，父亲喝了好多酒，喝得好醉……

以后不久，我们四弟兄先后入党，父亲非常高兴，觉得是圆了他的梦。再以后，由我编剧的《山城棒棒军》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父亲更是欣喜，跟我碰杯，把酒杯都碰出一个缺缺。

名说

1984年父亲退休了，含饴弄孙，倾情投入。我儿子出生时，母亲有些失望，她生了四个儿子，想有个孙女。父亲内心想孙儿，却说生儿生女都一样。后来我们四弟兄都是生的儿子，父亲很是为这雄性基因的强大自得。记得儿子满月时我们回白沙，父亲走到驴溪大桥来迎接，抱过孙孙就不丢手，一直抱拢屋。对孙孙们他既慈爱也很严厉，我儿子至今说起爷爷也还有一种敬畏感，就像我敬畏父亲。

1999年初冬的一天，父亲弯腰捡东西就直不起腰来，医院检查是肾上“长了东西”，最后确诊为肺癌转移到了肾脏，已经无法做手术，存活的时间还有三个月。

父亲就被送回白沙镇“调养”，要我给他一套《山城棒棒军》碟片，天天看。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个周末我都回白沙看他，父亲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我想尽可能多陪他。父亲姓王名中直，有一次我说到他的名字，问：“中直，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爷爷给你取名是出自周敦颐的《爱莲说》？”父亲摇头：“纯属巧合。但我以此规范自身。”我又说，“妈妈名为嘉莲，也是巧合？”父亲甜甜地笑了。讲起当年去上海上学，船是凌晨开航，还是未婚妻的母亲去送别，“我和你妈妈拉着手在趸船上坐了一个通夜……”说这话的时候他蜡黄的脸上透出些许红晕，我听了感叹不已，坐在一旁的母亲泪流满面。此时是他去世前十几天。

2000年春节，父亲坚持要跟我们一起去饭店吃团年饭。我叫儿子背他，儿子不会背，父亲的脚几乎拖在地上。我对儿子说：“你把爷爷背上去点，不然，你背起‘老火’……”父亲说：“是被背的人老火……”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幽默。

父亲的葬礼非常隆重，除了亲属朋友，还有许多他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长长的送葬队伍行进在古镇白沙的街道上。父亲的一个老同事拉着我的手说：“你爸是个好教师！是个好人！”我听后大恸，泪水如堤决坝崩……

遗风

多年未见的两个表妹见着我，异口同声地说大哥越来越像姨伯。记得母亲曾多次说我长相像舅舅，为什么她们说我像父亲？当然也有形似，比如打篮球我像父亲一样打中锋，一样双手投篮，都命中率极高；比如父亲讲课，几十米外的球场上都听得见，我讲课，时常有隔壁教室的老师希望王教授声音小一点。还有走路的步态，说话的神态……更多的，应该是神似，除了基因的遗传，父亲对我几十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有耳提面命的训教，对我人伦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学习意识的强化，以及务实勤勉、豁达乐观性格的养成，都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在父母遗照前，我同孙孙一起朗读《爱莲说》，告慰孙孙的祖爷爷祖奶奶在天之灵……

(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