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洪

百年前，重庆港的进出口商业异常活跃，川渝滇黔各地需求的煤油、棉纱、五金、百货以及海鲜等商品均需从长江中下游运来；同时，西南地区，这片天府之国，食盐、山货、药材、生丝等大宗商品也需要通过这里向外销售。商人与旅客的往来络绎不绝，使得川江航运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高昂运费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这条航线被商界誉为“黄金航线”，吸引了众多志同道合的创业者投身于新兴的航运企业。

郑东琴与卢作孚互为贵人，共同克服困难，成功筹资组建了民生公司。这家公司很快便在竞争激烈的川江航运业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

实业救国 卢作孚决定弃教从商

郑东琴，字贤书，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生于重庆永川。早年前往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结识了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物，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郑东琴历任资州、合川、岳池、广安、涪陵、南充、巴县等地的知事或辛亥革命后的县长。他的政绩显著，声誉卓越，在合川至今仍保留着他的功德碑，见证了他一生的贡献。

1917年，郑东琴在合川任县知事时，与卢作孚相识，后者是个出身贫寒但自学成才的合川本地人。卢作孚常与亲友讨论社会改良之道，认为应推广教育开民智，振兴实业纾民困，并立志为社会服务。他的理想和抱负在当地知识分子中颇受推崇，郑东琴也对他大加赏识。1919年，郑东琴任重庆警察厅厅长时，曾聘请卢作孚为科员，但因志趣不合，卢作孚不久后便离职。此后，卢作孚在川南江安县教书时，因提出教育改革建议而受到重视。随后，他到成都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积极推动教育改革，但遭遇内部不满，最终决定辞职，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独立创业。

1925年，卢作孚决定创办民生公司，面对资金和地位的双重困难，凭借满腔热情，艰难起步。卢作孚等人通过拜访亲友宣传创办航业的意义，请求资助。1925年10月11日，他在合川民众教育馆召开发起人会议，决定筹集资金两万元，分为40股，每股500元。招股过程中，由于当地士绅多持观望态度，筹资困难重重。

此时，郑东琴也已弃政从商，正在重庆谋划。卢作孚来访，谈及所面临的困难情形，希望能得到帮助。郑东琴立即出面协调，宣扬“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和“航道利天下”的道理，促使不少人表示愿意认股投资，从而逐步打开局面。

二

民生启航 卢郑携手闯荡在川江

卢作孚迅速成立了民生公司筹备处，并担任筹备主任。他展现出的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精神，赢得了合川人士的高度赞扬。筹备处暂借合川民众教育馆的一间小房办公，筹备员们自行负责各项内外工作，无薪资和差旅费，食宿均需自理。在重庆深入了解各轮船公司的运营情况后，卢作孚决定前往上海订造轮船。由于筹备处资金紧张，卢作孚不得不外借三百元，陈伯遵亦贷出同等金额，以确保行程的进行。

抵达上海后，卢作孚与造船厂多次会谈，订造了一艘浅水铁壳小船。整个项目预计需要三万五千元，而招股总额仅有两万元，资金缺口巨大。卢作孚再次找到郑东琴探讨解决方案。郑东琴对民生公司的创立始终抱有期望，希望见证其成功。他立即借出几千元，并向合川县的士绅借款数千元。同时，以促进地方公益为由，向合川县政府申请支持，并从县教育经费中筹得约八千元。这三笔借款，除了郑东琴的部分直接转为公司股份外，其余两笔均有明确的还款期限。

筹备处原计划订造的轮船预计于1926年5月抵达重庆，随后于6月10日在重庆召开公司成立大会。然而，由于船只在宜昌遭遇洪水，只能暂时停留，但公司的成立大会仍然按期举行。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初步章程并选举出了第一届董事和监察人。新造的轮船也被正式决定以公司的名字命名为“民生”。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本额为五万元大洋，较发起时增加了三万元。成立后，公司继续招股，用以偿还外债。

大会选出的第一任董事包括郑东琴等9人，监察人则有周纯钦等3人。郑东琴被推选为董事长。根据章程规定，董事和监察人不得兼任公司的总经理或协理。遵循全体股东的要求并经董事会决定，卢作孚被任命为总经理，陈伯遵、黄云龙担任协理。

在卢作孚等人担任公司实际职责后，他们延续了一贯的克勤克俭和奋力办事的作风。公司成立之后，选定合川叶王庙作为公司的事务所，前殿改设为电灯厂，后殿则用作办公室。尽管这些房屋因年久失修而显得破旧狭小，仅能勉强遮风挡雨，但公司的同仁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始终保持着满腔的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轮船也在7月初终于顺利抵达重庆。

三

创新制度 为公司发展壮大奠基

民生公司被誉为近代民族工业的代表，这与其现代先进的管理制度密不可分。郑东琴曾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并在政界服务多年，深知现代化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自1926年民生公司成立之初，便和卢作孚等商定了规范的公司章程，并在后续的运营中根据股份制管理的规范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自成立之日起，民生公司在郑东琴和卢作孚的领导下，在航运界实施了一系列创新管理制度，成为其创业成功的关键。当时，其他航运公司普遍采用“三包”制度，即船长、大管轮、大买办分别对驾驶、轮机和事务三大部门进行承包，自行雇用人员，并通过此种方式获取月薪或索取押金。在业务方面，每次航行无论装载多少，船只都需按预定金额向公司缴款。在材料和油料方面，每年所需的五金和每次航行所需的油料，都由企业预先批准后以折价方式发给轮机部门承包。

这种制度导致了普遍的私利追求，如走私货物、擅自搭客等现象，甚至有以肥皂代替机油的行为，严重损害了轮机的性能。这些问题成为许多航运公司的致命弱点。

民生公司汲取了这些教训，决定创立新的管理制度，将“三包”改为“四统”制：全船所有人员均由公司统一雇用，严选贤能；每艘轮船设立一名经理，实行经理责任制，统一管理权，全权代表公司处理船上所有事务；业务方面由公司统一操作，所有收入归公司所有；公司统一采购材料和油料，确保发放的准确性。这一新制度的推行，不仅体现了民生公司在企业管理上的高度专业，也为公司后续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深谋远虑 制定准确的经营方案

公司的经营全权由卢作孚负责。在选择航线及决策客运或货运等经营问题上，卢作孚在项目发起之初便已进行策划。民生公司进入筹备阶段时，他考虑到此事关系重大，可能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便与筹备团队成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多次实地考察，结合主客观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征询了郑东琴的意见。公司正式成立后，他最终决定选择渝合线作为主要航线，并以客运为主的经营策略。

当时，由于高额利润的诱惑，许多航运公司都热衷于货运业务，这导致了业界的盲目竞争和激烈的市场争夺。在川江上游的渝泸、渝叙以及下游的渝万、渝宜等较长航线上，竞争尤为激烈，参与者多为实力雄厚的大商家或军阀，外商轮船还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卢作孚预见到这种竞争最终可能导致双方都受损的局面，因此决定暂时放弃“热门”的货运市场，转而专注于其他同行较少关注的客运业务。

卢作孚鉴于民生的实力相对较弱，如果盲目参与这些竞争，必然会遭遇挫败。因此，他采取的策略是避实就虚，首先稳固基础，再谋求发展。因此，公司选择了相对较短的渝合航线作为经营起点，着手办理定期短途客运业务，以此稳步发展公司的运营。

1928年初，公司从上海引进了新造的浅吃水船民用轮，全年贯通了渝合航线，并将民生轮顺利调整至渝涪航线。

这年夏日，南充顺庆商人谭谦六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订造轮船一艘，定名顺庆轮，由上海开回重庆时，途中在涪陵被四川军阀范绍增无故将船强行扣下。谭各方托人说情均告无果。郑东琴原在顺庆任过县知事，与谭相识，谭找郑东琴和他的好友、曾任21军部秘书、时任江北县县长王伯安等人从中斡旋，最终得到解决。谭便在重庆组织长江轮船公司，办公处所设在千厮门行街，办理渝叙线货运，郑东琴和王均参加投资，郑东琴任董事长，谭、王任董事。谭因不善航业，由郑东琴主持经营。

随着长江轮的成功运营，谭谦六深感单一船只的运营成本过高。郑东琴劝他不如交给民生公司代管，较为省事。因谭为债务所迫，将船售与民生公司，改名为民望轮。从此，渝合、渝涪两条航线，每日都有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往。

五

劈波斩浪 百年民生气势真如虹

1928年冬，郑东琴与卢作孚等人决定在重庆江北的青草坝建立民生机器厂，结束了轮船大修必须远赴上海的局面。这个本地化的修理厂不仅大幅降低了公司的维修费用，还能承接外部的修船业务，为公司带来额外收入。同年11月，民生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北川铁路公司的筹建，初投资金五千元，1930年再投入五万元。该铁路沿线富含煤矿资源，通车后显著降低了轮船的燃料成本，为民生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增强企业竞争力、吸引人才，并满足航运业务的快速发展需求，总公司于1930年从合川迁至重庆主城区。从1930年2月起，郑东琴、卢作孚凭借其战略视野和卓越的协调治理能力，众望所归被再次推举为董事长和总经理，此职务他们一直担任至新中国成立。在民生公司的创建与成长过程中，郑东琴对卢作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庇护，卢作孚曾高度评价郑东琴为“老成持重，坚定支持公司的方针”。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实行军阀防区制，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局势纷乱。公司经营方案确定后，卢作孚负责组织公司营运；郑东琴则负责与各路军阀或官僚沟通，使公司的决策得到落实。1930年初，民生公司已牢固掌握了川江上游航运业务，逐步向长江中下游扩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1年，民生公司重新注册登记为重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1926年正式成立以来，民生公司经历了无数挑战和困难，凭借不懈的努力，终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嘉陵江扩展至泱泱大江大海，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卓越的实力与远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宜昌港务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