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锡琴

“邹老师，节日快乐！”

“又要过什么节哟？”

“教师节呀！”

子女们的话，让因脑溢血瘫痪在床的邹老师那张耄耋老太太的脸，露出了节日般的笑容。

1 只有两位老师的民办村小

邹老师，女，名荣连，生于1938年1月21日，原四川省江津县先锋区桂花村（人民公社后改为桂花大队，后又改为绣庄村）第八组村民。1958年4月，邹老师与村里的另一位叫邹荣地的男“秀才”一起，走进了桂花村民办小学校。

在江津县档案馆里查实的一份原始资料《江津县先峰（现为先锋）区先峰乡民办小学教师花名册》（填写时间为1959年3月26日），这份档案资料表上，共记录了当时江津县先锋区6所民办小学校的10位民办教师的个人信息。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就是邹荣连，20岁。

当时，有些村办小学叫“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皆能开课的民办小学校，只有师资足够才可以设立“完小”，反之则为“不完全小学”。当“不完全小学”的孩子们该升上某个年级时，而恰好学校没有这个年级，他们就必须转到“完小”去。能不能开办“完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本村的办学实力，二是师资，三是生源。

邹老师说：“桂花村就我和邹荣地两个老师，办不起完小。”这个“不完全小学”也没有正式的年级之分，只有“大班”和“小班”共两个班，男老师邹荣地教大班，邹荣连教小班。以“大班”“小班”称呼班级，像在听幼儿园老师的介绍。邹老师说，邹荣地的大班里学生都在12岁以上，最大的已经十七八岁，所以他的班主课除了开有语文、算术外，还有历史课；而她的小班学生则多在7~12岁，只开设了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

“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嘛，为什么不上复式课？”

“年龄有差距，但是他们来学校时，知识水平都为零呀！”

原来如此。

1949年前，中国没有官办农村小学校，只有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私人教育机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要快速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但是，百废待兴的国家单靠政府力量，不可能快速普及国民教育，便确立了依靠群众与集体，实施民办与公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作为国策推行落实，民办校在全国相继兴起，像雨后春笋，逐渐发展壮大。

2 筚路蓝缕的开创者

那么，是谁安排邹荣连去做民办老师的呢？

邹荣连说，一天村支书对她说，上头要求各村都要办学校，“你是初中生，来当老师嘛。”邹老师说她当时不敢答应，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村支书又说：“另外还有邹荣地，你们两个一起干，怕什么？”

这是1958年的事。邹荣地、邹荣莲二人，就这样加入到新中国开创乡村民办教育事业的急先锋队伍。

刚开始，学校设在原邹家祠堂里。解放后，祠堂归了集体，里面的东西大都被分给贫下中农了，所以课桌需要孩子们自带。于是，教室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桌椅，有的是小板凳，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条凳，有的把太师椅也搬来了……

为了体现教育的氛围和学校的特点，在祠堂当门的两面粉白高墙上，用红色油漆写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硕大的标语。这八个字是二位邹老师在中心校培训时获得的，他们先向村干部汇报了此事，干部非常重视，组织人，架起高梯，先勾画轮廓，再用油漆一点点填涂上去。那八个字像是刻进墙体了一样，经久不褪色，直到五十年后，因修重庆至合江的高速公路，祠堂被撤之时，字迹都一如既往地醒目可见。半个世纪里，它们担当着桂花村重视教育的重要符号。

两年后，大队部将民办校迁到离邹老师家六七里远的太平庙。新校舍不及邹家祠堂五分之一大，大队部也设在里面，一下子搬来五六十个师生，就显得太挤太吵闹了。不久，又被指令搬到原来一户大地主的庄园里去。

3 她的教师生涯仅43个月

邹老师实际教师生涯仅43个月，先后有过三个校舍。

邹老师去第三个校舍上课，单程要走一个小时。

“那么远的路程，天天早出晚归，日晒雨淋，不辛苦吗？”邹老师说：“辛苦啥哟，那时年轻，脚杆硬，跑得动，不像现在，动不了了！”邹老师动了动没有完全失去知觉的双腿，继续说：“当老师，可以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地走在路上，上学放学，见了的人，老远就跟你打呼，全村几千人，没人不认识，没人不恭敬。”

既然是村里的民办小学，当然得靠村里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撑。邹老师说，学校的办公用品，主要由村里提供经费购买。学生也要按规定交学费，但主要用于购买书本。实际上，不少孩子的家庭连书本费都交不上，拖欠学费的，每学期都有不少，拖欠多了也不敢追缴，否则学生就不来了，很多孩子就是这样辍学的。记得路遥的小说《人生》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村小开学了，学生和家长们纷纷挑的挑，背的背，提的提，将家里的粮食、蔬菜、鸡鸭什么的拿到学校充学费，学校再将这些东西折合成工资发给老师。

“我们没有收学生的东西。”邹老师说。

“那老师的工资由谁给？”

“工资？没工资！”

“没有工资？你不吃饭呀？”

“工分呀！”邹老师得意地说，“村里规定，老师教一天书，生产队按正劳力（队里最能干的男社员）记一天的工分。我跟邹荣地同工同酬，都是一天计10分。”（1979年后，民办教师待遇有变，除与其他社员同等分得责任田外，国家按月发给现金补贴，数目各地不等，但与在编教师差距很大）

这个待遇确实非常高，如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女社员干一天最多只能获得正劳力三分之二的工分。这让她感受到了知识与文化所带来的价值。

1961年暑假快要结束了，邹老师正在做开学的准备。一天，中心校一位老师找到她家，对她说：“邹老师，村小要停办一年，下学期就不用去上课了。”

就这样，做老师的抱负正在膨胀的邹老师，被打回原形，回生产队做农民。这位女“秀才”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像一场昙花梦。

4 一辈子的邹老师

此后，没人来通知邹老师回校，也没人对她说为什么，仿佛村小从来与她没有半点关系。后来，生产队里文化最高的邹老师做了二十余年的会计。

可二十余年的会计生涯，顶不上43个月的教师经历。失去继续做教师的遗憾，让邹老师叨念了近七十年，特别是村里当过她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尊师重教的村民们，上上下下一直尊称她“邹老师”时，更加深了她对没能终身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职业”的惋惜。

在43个月短暂的教师生涯中，邹老师共带过三十来名学生，其中有两位最值得她骄傲：一位是班长，叫李运开，后来在村里担任了三十余年“村长”（先后也称大队长、村委会主任）；另一位是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邹老师的女儿、本文笔者。因此，写此文我不用特别采访，或者说是采访了几十年。

“你当老师时，这个世界还没有我呢。”我故作嗔怪地辩解说。

“你的整个小学都是我辅导着读完的，你不认账？”

我不得不认账。上小学时，没有再当民办老师的邹老师，当起我的校外辅导老师。那时的学生没什么家庭作业，每晚她就逼着我在油灯下练字，当我偷懒时，她就会用手指头敲着我的脑袋说“字是打门锤”“字是敲门砖”。

可以说，因为我母亲是邹老师，在恢复高考后，我才能蜕变为全大队第一个通过国家考试飞出去的金凤凰，成为继邹老师之后又一个令人稀罕的女才子。

如今，几近九十岁高龄的邹老师虽然瘫养在病床上，却能领取政府给予的教龄补贴和医疗补贴，她亲自培养了一名统领全村人几十年的父母官，还培养了一位作家，谁能质疑她作为人民教师的崇高呢？

2019年，邹老师外出闲玩时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对所有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都有补偿。当我找到邹老师当年的学生李运开，请他为曾经的老师作证明签字时，满头白发的他乐呵呵地应承着，一边签字一边说：“我的字写得不好哈。”

邹老师实际在校任教时长为43个月，跨了4个年头，按文件标准计算，一次性补贴每年600元，共计2400元，另有每个月40元的医疗补贴。单看这点钱确实很少，但对于邹老师来说，那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邹老师曾被时代造就，后又被历史遗忘，而自己又一辈子极力维护着的教师身份，终于通过国家的补贴方式，被记录上了共和国的人民教师名册，那年，她82岁。

曾经听朋友说，他的父亲做过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后来也是被辞退回生产队了。

“去给你父亲办补贴呀，我全程跑过了，熟悉流程，我教你怎么跑。”

我说得兴致勃勃，可朋友哀伤地说：“我父亲去世快十年了。”

有资料显示，新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在1977年达到历史巅峰，民办老师有近500万人之多，占当时全国中小学教师总人数近六成。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前三十年间，广大民办教师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方面，努力撑起了大半边天。

耄耋老人邹老师因长寿而幸运，在有生之年，获得了应有的名分，可全国还有多少曾经的民办教师，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迟来的爱”就孤寂终老。

尊师重教，向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又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不忘他们的付出，向他们致敬！

（作者系重庆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