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迟

重庆曾经有家飞鸿堂，听这名字，好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家武馆，或者是哪家“操扁掛”的打打行，其实是文化人的殿堂。

江南有西泠印社，西南有飞鸿堂印社。西泠印社在杭州，飞鸿堂在渝州（重庆）。

飞鸿堂的来源已久，查资料得知，在清雍正年间，有一位治印高手叫汪启淑（1728年~1798年），这位老先生著有“飞鸿堂”印谱一书。

到了清乾隆年间，另一位学者、藏书家、校勘家陈仲鱼（1753年~1817年），在所写论印的书籍中，有一句“飞鸿堂上惯留宾”，其中又提到飞鸿堂。

重庆的飞鸿堂印社，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最早在民国路（现在的五一路）重庆市京剧团那个位置（当年叫王爷庙），有一家刻字店，取名飞鸿堂刻字店，飞鸿堂里有很多刻字高手。飞鸿堂刻字店的字号印章，均是“带卍字格花边加梅花”，手工刻制很费时，制作繁缛，这种工艺现已失传！

民国时期的重庆飞鸿堂刻字店，聚集了很多金石高手，能工巧匠。因而刻制的印章，工艺缜密，产品质量高，有口皆碑。用行话说，当时的工艺水平，可以做到“宽能跑马，密不藏针”。民国时期的飞鸿堂刻字店无疑是业界佼佼者。

1949年后从事刻字的工匠仍是手工业个体经营，包括飞鸿堂刻字店。1958年对全国的手工业者进行了改造，市中区个体刻字从业者全部集中成立了“重庆市市中区刻字工艺生产合作社”，1973年更名为重庆雕刻工艺厂，隶属重庆二轻局工艺美术公司。

时任厂长李中权（李中荃）先生既是刻字工艺高手，又是擅长金石篆刻的跨界篆刻家。李中权虽布衣素士匠人出身，早年以刻字谋生，但他聪慧好学、勤习碑帖、广读印谱、临摹佳作、深谙金石篆刻之道，弱冠之年便有操刀奏石之功。

集体化后他重新创建飞鸿堂印社，其目的是推广普及篆刻艺术，仗之超越单纯刻字店的工匠作业，使飞鸿堂既刻制普通的私人名章，又从事金石篆刻业务，雅俗共赏。

当时飞鸿堂从业人员黄华章、成鸿勋、李毓琛、唐俊皆该厂高手。李中权先生也亲自操刀治印，还特邀至交黄笑芸、曾右石、盛伟卿等篆刻家，客座飞鸿堂，挂牌治印。

当时的飞鸿堂门市部装饰典雅，橱窗内展示出琳琅满目高档石章、象牙印章，墙上展示近现代名家书法真迹，是名副其实的书法篆刻圣殿。

金石学最早形成于北宋时期，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了“金石”一词。这里的“金”主要指的是青铜器及其铭文，而“石”则是指石刻，尤其是石刻文字。

1979年召开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文艺界的春天来了。1980年，文艺界终于摆脱了多年的精神桎梏。老厂长李中权决定恢复飞鸿堂，将篆刻艺术发扬光大，继续贯彻雅俗共赏的经营理念。1980年金秋送爽之时，在重庆雕刻工艺厂会议室里，李中权组织召开了恢复飞鸿堂经营的一次座谈会。应邀参会者都是当年重庆书法篆刻界名流人士和资深前辈：黄原、许伯建、黄笑芸、曾右石、孟重輿、傅则、程敦志、许彦白、毛峰、夏昌谦、程军等。

老友重逢、交谈甚欢，对恢复飞鸿堂经营一致支持。座谈会上大师们个个挥毫泼墨留下墨宝庆贺。

为庆贺飞鸿堂能再开业，老先生们不辞辛劳，商承祚题了竖匾、黄芦芸题了横匾、许彦白榜书了“飛鴻堂”三个繁体字匾，使重新开业的门市部增辉不少。门厅内又挂满了许伯建、黄笑芸、曾右石等人的书法，挂牌刻印的篆刻家除原有的黄笑芸等人外又增加了傅则、程敦志、夏昌谦、程军等人。

改革开放后，久违的外国友人、游客、学者络绎不绝来中国重庆，他们对中华文化十分欣赏，格外喜欢，对书法、国画、印章都充满好奇。飞鸿堂就在这段时间，承接了很多外国友人要求刻制印章的业务，20世纪80年代飞鸿堂进入鼎盛时期，名噪一时。

1988年底因房屋产权归属等问题，飞鸿堂被迫停业。从1958年至1988年刚好三十年，飞鸿堂的经营画上了一个句号！飞鸿堂虽然没有了，但重庆雕刻工艺厂还存在，商承祚所书的飞鸿堂印社这块黑底金字竖牌匾，一直挂在五四路雕刻厂营业部，一直到2005年重庆雕刻工艺厂解散！

飞鸿堂辉煌的过去，厂长暨书法篆刻家李中权功不可没，为了实现弘扬篆刻艺术的夙愿，先生作了很多抛砖引玉的工作。李中权是重庆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和组织委员、重庆篆刻学会筹备组成员，是学会秘书长。先生于1986年因病早逝。（作者系重庆市邮政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