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

小时候，家乡的老县城灰蒙蒙的，低矮的平房挨着老巷子布局，瓦片房、灶壁墙、吊脚楼、油毛毡棚棚成为主格调，五层以上的楼房几乎看不到。一条从三倒拐到东门口的主街，街道狭窄不说，两边卖衣服的、卖香烟的摊位把街面占了不少，显得更加拥堵了。拉板车的、挑担子的生怕撞到路人，扯开嗓子一路吼“盯到，盯到，开水烫背”，水泄不通的路人才闪开一条缝儿，让板车、挑子一溜烟挤过去。

忽在一夜之间，老县城有了新气象。首先是年轻人戴起了蛤蟆镜，用起了电子打火机，穿起了港衫，老县城就像睡醒了瞌睡一般，一下子来了精神。其次，一些俱乐部办起了舞厅，把市井百姓心底中对文化生活的向往一下激发了出来，“蹦擦擦”的舞曲响起，带来了新潮且快乐的舞美时光，“跳舞”成了老县城那时最流行的时尚。再有，就是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的改变，逐渐丢开了青蓝二色的束缚，女士穿起了漂亮的连衣裙，烫起大波浪小波浪的发型；男士则身着花哨的T恤和喇叭裤，穿起了“火箭皮鞋”，留起了电影《追捕》里杜丘那种发型和“爆炸式”发型，酷帅得让人羡慕不已。一座老县城，转眼就发生了带着强烈新鲜感的变化，人们的脸上挂着的都是亲切而温暖的笑意。

舞厅像雨后春笋一样在老县城冒出来，流行音乐、港台歌曲、影碟、磁带也涌进了老县城的每个角落。走在大街上，满耳是邓丽君、苏芮、齐秦的歌声，满眼是吸引眼球的磁带、唱片、影碟的大幅海报，把一条大街装扮得炫目耀眼。

还在车间当青工的我，也被老县城的发展变化带动着，心里萌动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只是，每月的工资大部分交给父母存起来，已所剩无几。看着别人又穿港衫，又穿喇叭裤，心里面痒痒的。于是，存了几个月零花钱，与同学朱华渝一人出一部分钱，“凑米打粑”合起做了两条华达呢布料的“满尺喇叭裤”，穿起来把屁股绷得圆圆的，脚蹬擦得亮锃锃的皮鞋，从老东门走到大西门，从南安门走到北固门，“扫街”而过，那个得意哟，那个风光哟，仿佛是三天三夜不吃饭肚皮都不饿一样。

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是一个严苛的人，从别人嘴里听说我穿着喇叭裤在大街上晃去荡来，像一个无业青年二流子小混混，勒令我交出喇叭裤，托摆摊卖衣服的熟人给我卖了。这是我的第一条喇叭裤，也是最后一条喇叭裤。从此，我再也没有穿过喇叭裤。

老县城的时髦事情层出不穷。不几天，年轻人喜欢提着日本原装“三洋”录唱机招摇过市，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郊游、踏青、聚会肯定有“三洋”标配，伴随着美妙的旋律翩翩起舞。单卡的俗称“小三洋”，双卡的俗称“大三洋”，播放的歌曲全是环绕立体声，余音袅袅萦绕在心里。我自小喜欢音乐，港台歌曲的流行曲风很对我的胃口，连各类歌本都买了不少。看见街上流行“三洋”录唱机，三五同学随便找个院落坝子，按键一摁，就可以跳快三步慢三步，我也想早点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三洋”录唱机。

吸取了被父亲没收“喇叭裤”的经验，这回我动了歪脑筋耍起了小聪明。把一台花了我近大半年零花钱购买的“大三洋”放在同学家里，晚饭过后或在星期天休息时才去同学家，再约上要好的发小，提着“三洋”把音量放到最大，从街头走到街尾，洋洋得意地融入了老县城提着“三洋”过街显摆的潮流中。

其实，老县城只有巴掌点大，父母亲哪里会不知道我提着“三洋”机在大街上转悠的事儿哟。没过多久的一个周末，父亲让我陪他下盘象棋，说一会儿给我个惊喜。刚开始，我以为是父亲找理由稳住我不去街上晃悠。没想到，父亲说的是真的。一盘棋未完，在五交化公司工作的张叔叔来了，还带来一台崭新的唱机。父亲对我说：“提着‘三洋’机在街上窜来窜去，又笨重又不雅观，你以为居民老百姓真正喜欢呀，那是满街的噪音啊，烦人！”

说罢，父亲亲自为我在唱机上放了第一首歌曲，歌名叫《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都记得……（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