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那年七月，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喜悦地高擎着盖有鲜红公章的纸张，乡村的小道，被我的脚步火速地丈量。目光所及，满眼都是乡邻的微笑。“徐老幺——恭喜哦，两个儿子都跳出农门了！”村民们的道贺，于父亲来说，绝不亚于庄稼地的粮食多收了三五斗。

天还没露出鱼肚白，我和父亲依着火把的照耀，在崎岖的山路缓慢而行。父亲扛着木匠新打制的木箱——里面塞满了我的各种日常必需用品；我则提着网兜——其间散着一些衣裤及几本与学习关系不大的小说。

客车如我家那条在田间耕耘了十多年的老水牛，喘着粗气到达了城里的汽车站。

得知我是新生，负责接待的同学把我和父亲以及携带的行李一一送上宽大的货车车厢。把行李放于车厢最前端，我们坐在木箱上，等待货车的启动。父亲的目光，疾速地扫视我们的行李，他生怕刚才人多拥挤，行李会落下。木箱在，我手里的网兜在——父亲放心了。

货车在城乡间穿越了近半个小时，我们还没有到学校。

前面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货车来了个大颠簸，我的手不自觉地松开网兜——我的一本书掉到了公路上。“我看见你的书掉了！”父亲眼尖，我默默点头。父亲迅猛地直起身子，用力地敲打着驾驶室的顶棚——他想让师傅停车，捡拾起那本书。或许敲击声太小，抑或师傅听力不佳，货车碾过那段坑洼，加速朝学校奔去。父亲只得高呼“停一下——停一下——”纵使父亲喊破了喉咙，货车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算了吧，一本书，不关紧要的。”我阻止父亲。那是一本好友送给我的毕业礼物——一本与青春爱情有关的小说。“读书人，怎么能随意落下书呢！”父亲驳得我缄默无言。

“你守好行李在学校等我，我下车去捡书！”父亲见货车即将爬行一段陡坡，车速定会缓慢，决定下车捡书。我再三劝说父亲，安全要紧，一本书不值得这般做。父亲没有工夫与我辩驳，他见缝插脚，移步到货车的尾部，趁着货车换挡，跳到了公路上。虽然车速减缓，但因为惯性原理，父亲依然摔了趔趄。货车“吱嘎”一声，停止了。满脸络腮胡须的司机跳下车，骂爹骂娘地给父亲一顿教训后，让父亲快速上车。

父亲把那本书递给我——崭新的封面沾染着斑斑血迹。原来，父亲在刚才下车时，右手背被车栏上的一颗螺丝刮了一条口子。父亲左手使劲地攥紧右手背，抑制更多的鲜血浸出。我提议叫师傅停车，找个最近的诊所包扎一下。父亲阻止，他说不能为了自己的小伤口，耽误同学们到校。

我立马从网兜里掏出粗糙的卫生纸，快速地擦拭父亲手背上的鲜血。

学校到了，我建议他到学校医务室去处理一下伤口，我一人守着行李，但他却一意孤行，总说自己的伤口并无大碍。

我去报到注册，父亲到寝室为我铺床。时间紧迫，父亲把我安顿好，就坐上那辆返回城里接新生的货车，再坐客车返回家里。临走时，我再次劝说父亲回家后不要忙着干活，先找个医生好好弄些药，等伤口痊愈后再干农活也不迟。父亲应了一声，他瘦弱的身躯很快模糊了我的视野。

国庆节我回家，母亲正围绕猪圈给猪喂食。“爸爸呢，他的伤口好了吗？”

母亲说，父亲怕田里的稻谷下雨无法收割，不愿意去诊所拿药，没有处理伤口导致感染，腐烂了十多天才慢慢愈合。

“回来了，学校还习惯吧。”父亲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脸的喜气。我没有回答，立即抓过父亲的右手，一探究竟——一条“肉虫”凸现在父亲的右手背上。我不争气的泪水浸满眼眶，父亲却拍拍我的肩膀——咱农民没那么娇气，一道疤痕，一个标记，父亲乐呵呵，我却苦闷闷。

日子越过千山万水，我毕业教书结婚为父。而今，那道疤痕跟随父亲离世多年，唯有那本叫着《窗外》的小说，悠闲地躺在我的书屋。

我想父亲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