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非子

1982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是我三岁的生日，26岁的父亲在这一天抱病去世。

三岁的我，对父亲有些朦胧的记忆。屋檐下，父亲光着膀子，静静地躺在木板上，成九乡亲正在给父亲理最后一次头发。父亲的嘴角和腋下有紫色的斑块，三三两两的人在旁边谈论着。我那时是不懂一个人死亡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叫死亡——我以为，父亲是累了，睡着了。

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家乡碾盘湾的坪上多了一座新坟。太阳从父亲坟后面的松树林升起，前方空旷处是山地和梯田，远方就是起起伏伏的大山，还有隐约可见的村庄。我想父亲的时候，便去那里，爬上父亲的坟头，高声地唱歌。我并不知道父亲已离我远去，我只是以为父亲睡够了他会醒来。

我时常去父亲坟头上玩，虽然是一堆黄土，却因为有父亲在那里，感觉他离我不远。看到我，过路的熟人会故意问我：“你爸爸呢？”“我爸爸，在这里睡觉呢。”我总爱大声地回答熟人的关心，或并没有恶意地戏耍。

但父亲永远也不会醒来了，即使是在我梦里，也很少走进来——也许他也曾经历经千辛万苦走进来过，只是我太小的记忆里，没有他清晰的容颜，无法将梦里那些关爱我的人与他对上号。从此，我与母亲留在生命的长河里，经历着一些必然的冷眼和辛酸。

下雨天，母亲不能到地里农忙。她却不肯也不能歇息，又坐在用竹子扎的阁楼上，缝补衣服，低头细细缝补，我曾经偷偷看到，她眼里的泪水滴落在缝补的布上。有时，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便会放下针线，走到窗台旁，取下一面比巴掌大些的圆形镜子——镜子的反面压着一张黑白照片，这是父亲当年在临溪中学就读时的毕业照片。

“站在右边柱头下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的爸爸。”母亲会大声叫我过去，像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用手指着父亲站的位置给我说。

渐渐地，我开始长大，也明白父亲已去了另外的世界，我需要独自去扛起人生的风雨。我与父亲仅仅只有三年的生命交集，但我深爱父亲，听母亲讲述他对我的爱，足以慰藉我的一生。

我咿呀学语时，也开口吃各种食物。父亲焦急家里只有少量的洋芋和玉米度日，拿不出有营养的食物给我喂养，于是，为了赚钱买肉，他开始跟着村里的人去百里外扛木料、下苦力。在一个月亮高悬的深夜，他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下白岩脚、过倒石桥、走官渡河、爬山登坡、下大枫林，到当时的万县武陵镇长江码头，换来一块六角钱。返程中，他在路上称了一斤猪肉，兴高采烈地拿了回家。此时，将近正午。父亲将猪肉切成细丝，与咸菜一起炒好，却将肉尽数挑出来，全喂给我吃，他和母亲只吃咸菜丝。至今，我不大爱吃猪肉，母亲便埋怨说，就是那次父亲给我喂，吃得太多了。

母亲说父亲的病起得很急。1982年夏天，我家的稻子长势好，收成不错。父亲做事勇猛，挽高裤腿、扛起板斗、穿过森林、爬坡上坎去收谷子。忙了几天，刚把谷子打完，这天早上，父亲一早起来，感觉头重脚轻，声音低沉，脸上泛红。母亲说，看情形父亲是伤风感冒，叫他在家看管我，不要到田地农忙。

待到晚上，父亲说身上发热，不想在楼上睡觉，只想在楼下搭个凉床睡。半夜，父亲突发口里来血，母亲又惊又怕，哭喊着请来院里四个青壮劳力，用滑竿将父亲连夜抬到临溪镇医院。

母亲背着我，送父亲到医院，已是凌晨三点。

由于走得匆忙，加上家里贫穷，母亲身无分文，医院只让父亲入院待医。于是，母亲又背着我从医院返回老家。二十里的路程，我相信这是母亲一生中感觉走得最长的路。

回到家，天已蒙蒙亮，母亲赶紧找乡亲们借钱。但乡亲们也没有，母亲只好到镇上的信用合作社贷款。她急忙找证件，又找亲戚或熟人去当证人。可有的说有事，有的说当不了证人，几经周折，等母亲从农村信用社贷款二十元出来，已是中午。她焦急地跑到医院交了钱，开了药，为父亲取来吊瓶，满头大汗地抱着药品吊瓶推开父亲病房的门，却一眼看到父亲已死在病床上。瞬间，母亲手中的药品吊瓶散落在地上，她只能抱着父亲痛哭不止。

按照现代的医学猜测，父亲得的病多半是风热感冒，乡下人又称热急病或热感冒，病因便是冒着酷暑连续几天几晚辛苦地劳动，皮肤上的汗水受了热风，同时水也喝得少，没能及时排除浸入人体的热毒。当年乡间医院医术有限，这在乡下算是十分凶险的病——即使在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区上和镇上医院，许多医生也会将其当成风寒感冒医治，最终会导致病情越来越重……

人生中，有些时间就像是一种爱与愧疚的巧合。父亲去世的这天，刚好是我三岁的生日。我的生日，成了父亲的忌日。从此，我每过一次生日，便会想到父亲对我的爱，想到这一天里，贫穷的我们对父亲的那些愧疚。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