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江津旺龙六队1977年春搞分田到户,为保守秘密干部社员歃血为盟,但仍被举报 ○我随工作队深入旺龙六队开展调查,后来以此为素材写出成名作、大型川剧《金银坡》
版次:009 2024年10月24日
□王逸虹
——举报——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干”,从此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18位带头人的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就在安徽小岗村进行农村改革的同年春天,我随江津县(现重庆江津区)委工作队进驻江津县石门区滩盘公社,任队部文书。一天,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旺龙大队第六生产队私分土地,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工作队研究后,安排我和另外两个工作队员立即前往旺龙六队实地调查。
出发前,工作队队长杨辉宗特别嘱咐我十二个字:“不要随意表态,务必实事求是”。在当时,私分土地涉及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斗争的大问题,杨队长这十二字诀,实际上是明确了我们此行的职权范围和指导思想:即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调查了解情况。杨队长又说,“去了之后态度要好,不要给群众造成你们是要去查办啥子不得了的案子的印象。态度好,群众才会给你讲实话。”我会意点头,便与两位工作队员启程出发。
——调查——
当时我是江津川剧团的专职编剧,到工作队是以搞创作“深入生活”的名义参加的。走到旺龙六队,我们先转了一圈,明显的感觉是其他生产队集体的大块田地小麦长得孬,小块自留地的小麦长得好;而旺龙六队是所有土地上的小麦长势没得区别。找农民问情况,都在闪躲。没办法只好去找生产队长“扭倒费”,这个生产队长姓邱,他不慌不忙地“现找”了十个农民到保管室,我说明来意,没人回应。男人都埋起脑壳抽叶子烟,女人都全神贯注或纳鞋底或用劳保手套打线子背心,问急了就说不晓得。明显感觉他们是在跟我们打太极,我有些着急,心想就这样回工作队不好交差。生产队长看我脸色有些不好看,就朝一个农民示意说,“王幺爸,你说两句……”这个王幺爸就说:“我们旺龙六队一直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年的公粮都是交齐了的。”说完就不开腔了。邱队长看冷场久了,又说:“大家都说话噻,都实求实事地说……”我没好气地纠正他说:“实事求是,不是‘实求实事’!”邱队长没有同我争,但看得出来他内心是把“实求实事”跟“实事求是”看作一回事的。
回到队部,我向杨队长汇报了整个情况,检讨自己缺乏经验,没有完成好任务。杨队长宽厚地笑笑,说:“不着急,慢慢来。”又说,“这个事调查清楚之后再上报。”我这个当文书的当然听得懂队长的意思,明白没有经他同意,我不能擅自处置。
后来,《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一天吃完晚饭,我与杨队长外出散步,他问我读这篇文章没有。我有些书生意气地说:“读了。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旺龙六队不管是不是私分了土地,庄稼长得好,就是检验的唯一标准……”杨队长说:“这个话你现在不要在外面到处说。不要着急,慢慢来。”
这个事就被搁置了下来。1979年初,工作队撤离滩盘公社,旺龙六队“私分土地”的事情不了了之。
——解密——
其实,我与工作队长杨辉宗是老熟人了。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在江津县白沙镇双槐树小学当老师,杨辉宗从柏林区调任白沙镇委书记,夫人刘崇慧调任双槐树小学教导主任,与我母亲成了同事。我们同住一个小院,母亲叫我称刘主任为刘孃孃,称杨书记为杨叔叔。在我少年的眼光中,镇委书记是很大的干部,在我怯生生地叫杨书记为杨叔叔后,他哈哈笑着朝我点头。从此,杨叔叔平和可亲的样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6年秋,作为镇委书记的杨辉宗也受到冲击,有人别有用心地用报纸叠了一只“官帽”,羞辱性地盖在杨叔叔头上。为了避免两派学生发生冲突,杨叔叔不顾自己尊严受到羞辱,劝说学生们冷静,不要发生冲突,其心之切,其言之诚,感动了好多学生,也包括我。我们好几个同学悄悄地往后退,离开了现场。
后来,进入农村工作队队部当文书,我与杨叔叔接触多起来,就改口称他杨队长了。杨队长对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干部的处理鉴定非常慎重,对各种数据要求非常精确,我常常因为数据不够精确被杨队长打回来,重写文稿。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后来,碰到杨叔叔(离开工作队之后我又称他为杨叔叔了),他告诉我,旺龙六队的事情弄清楚了,他们在1977年开春的时候开始搞分田到户,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干部社员心很齐,歃血为盟,拿全家人身家性命为誓,绝不向外头透露半点风,如果有人因此坐牢,其余社员帮他种庄稼养活妻儿,还以文件的形式记录下来,称作“旺六革发(1977)一号”绝密文件。
我说:“这比安徽小岗村还早啊!”
杨叔叔说:“是的。”
我问:“还找得到那个‘旺六革发(1977)一号’绝密文件不?”
杨叔叔摇头。
我心想,会不会是我那次去调查惊动了旺龙六队的农民,他们干脆销毁了证据……如果能够保留下来多好!旺龙六队比小岗村早一年多搞了包产到户,这是多么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
杨叔叔说:“其实,争一个搞包产到户谁先谁后意义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的决议,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包括小岗村、旺龙六队干部群众在内的党心民意,才是根本意义之所在。”
几十年后我与杨叔叔在四面山相遇,吃饭时有人介绍他是江津政协主席,没想到他立即纠正为“原江津市政协主席”。后来,我又与他谈起关于农民的话题,我能感受到作为农民的儿子,一个多年做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他对农民最真实的需求和愿望,是烂熟于心感同身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工作队,他也能对农村工作对农民坚守实事求是态度的根本原因。
——入剧——
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推进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1981年,我根据这段生活体验,写出了反映和歌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型川剧《金银坡》,在永川地区、省会成都演出,引起比较大的轰动和反响。我在刻画剧中主要人物“邱海山”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旺龙六队邱队长那张沉稳倔强的脸。他说的“大家都说话噻,都实求实事地说……”我几乎是照搬成为“邱海山”的台词。当这个戏获奖时,我想,虽然旺龙六队最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作为新闻报道,但《金银坡》应该是最早反映农村改革题材的戏之一吧?
故事化的《金银坡》的基本剧情是:经人介绍,邻村姑娘秦惠贞去金银坡与邱海山相亲。邱海山家境贫寒,借衣物充撑门庭,弄巧成拙。后邱海山被选为生产队长,他冲破阻力推行生产责任制,使全队增产增收。他也克服了自卑心理,增强了自尊心和自信心。工作队来金银坡“纠偏”,否定责任制,邱海山挺身而出,坚持真理,毫不动摇。秦惠贞耳闻目睹邱海山的变化,萌发爱意,两人终成眷属。
江津文旅志是这样记载评价这个戏的:“优秀剧目·《金银坡》,现代川剧。高腔。编剧王逸虹,导演徐公堤。1982年9月公演,剧本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风趣幽默,演出中剧场气氛热烈。1982年11月,四川省剧协、省川剧研究所和成都市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分别召开座谈会,对该剧的主题,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几个艺术形象给予好评。四川省文化局全场录像、四川省广播电台选场录音介绍,《剧作家》1982年1期刊登了剧本。《川剧艺术》1983年4期刊登了剧本和舞美设计图。”
1983年,随着永川地区划入重庆市,我被调入重庆市文化局创作室。在这个更好的平台上,十余年后,写出了《山城棒棒军》,而其“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风趣幽默”的写作风格,与当初的《金银坡》正是一脉相承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