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凤英

第一次认识大足石刻，是在初中时期，那时学校组织春游，到了宝顶山。当年的我还未成年，不懂什么是石刻，也不懂为什么要在悬崖峭壁上雕刻那么多菩萨神像。不过，年少的我依然震撼于那一尊尊栩栩如生而又精彩绝伦的神像，从神像下走过，感受到一种庄严而又神圣的力量。

第一次懂得大足石刻，是新世纪初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篇作品，讲述僧人赵智凤呕心沥血主持修造大足石刻的故事。至今留有深刻记忆的是作品中写到元军攻打而来，赵智凤未能完成最后一幅石刻作品的深深悲情描述。一瞬间，那些经历了一千多年沉睡在岩石上的神像，在我心里具有了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我似乎感受到了赵智凤未竟事业被战争阻挠和破坏的深深遗恨，也懂得了那一尊尊神像雕刻过程中的故事，以及它们所代表、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

第一次读懂大足石刻，是前不久受大足作协主席赵历法先生邀请参加的采风活动。迎着炎炎烈日参观南山、北山，在一尊尊不同程度毁损的石刻神像身上，我犹如被高僧抚顶一般，不知不觉间有了一种“佛在看我，我在看佛”的感觉。北山的石刻虽然已经修建起房屋加以保护，但依然能看见一千多年来被雨水浸湿的痕迹，那些无头的，或身子破败的，或手脚不知去向的神像，它们静默无声，却于岁月流逝中诉说着那些年僧人、地方官吏、商贾士绅、白衣布丁的信仰和期盼。

我不太了解唐朝时大足地方官员韦君靖缘何在北山造像，但想，作为父母官的他费心费力造像，应是有帮助民众通达天神护佑一方土地的愿望。尽管北山的千手观音、水月观音、释迦牟尼佛神像远不及宝顶山石刻的雄伟气势，但孔雀明王像的宏伟与奇特、转轮经藏窟的神秘与庄严等，足以让我沉醉其间，从残破的表象里窥探众生倾尽财力造像的初衷。我们的参观之路，仅仅是爬一百多级石级，遥想当年造像的时代，路是那样陡峭，山崖上作业的危险，实在难以想象。那些工匠，那些供养者，当是用一种什么样虔敬的心态，去守护他们心里的佛、眼里的神？

当然，历史终究不会遗忘。1940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还在继续，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和他的同仁们即刘敦桢、陈明达、莫宗江来到大足考察，发掘了北山石刻群落，他们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一给洞窟编号的？这些失落的瑰宝，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然不复当初，纵然梁思成赞叹那一龛涅槃图“真容伟巨，殆为国内首选”，也掩藏不了他内心深处为大足石刻被毁损的深深惋惜。在对北山十三观音变相的描述中，梁思成感到无法用精准词汇描写造像的艺术之美，于是以“可谓已入魔道矣”发出慨叹，表达出他的赞美与震撼。

“石刻千年匠智崇，入时欲慕探神工。窟窿宝顶浓才韵，媚逸观音映数嵩……村景俗风源本脉，五山造像拂崖功……”李愚这首《大足石刻》，概括了大足石刻的时间线、空间线和环境线，笔者一支拙笔，实在无法描绘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石篆山石刻、宝顶山石刻、北山石刻这五山成一体系的石刻世界的宏伟壮观，但那一尊尊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神像，在我眼里，都是“佛”。

大足这五座山的石刻，数量达五万多尊，造像年代集中于晚唐到南宋，如此规模宏大的摩崖造像艺术，有多少人为此摔落悬崖而“舍身”已不得而知，我坚信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了那份对佛的虔敬之情，因而无怨无悔。

在工业革命早已取代手工艺的时代，梁思成等专家为石刻艺术遗憾和震撼之后，又迎来了今天这信息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将城市喧嚣生活抛于身后，静静地伫立在那些神像前，我似乎，神游至每一尊神像的“过去”，感应着他们从诞生的唐代穿越到今天的历程，栉风沐雨，千年寂寥，渴望被发现、被保护、被关爱，帮助他们搭上时代的快车，一起驶向子子孙孙的未来。

或许，我只是“佛心”的一点愿念，忘不掉历史风云，抹不去漫漫烽烟，早已忍过了被风雨侵蚀的千年，只愿走进众生中间，化成与众生同行的人形，将“长生”变成生命的完整。（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