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江津龙门场位于川江南岸，岸边一大石梁直插江心。清乾隆《江津县志》载：“龙门滩：县（东）二十四里，水势甚险，蜀王命工凿去石梁如门。”这门是一道宽口子，为行船航槽，因水流湍急，时有木船撞石而毁。清道光元年（1821年），江津县一个名叫郑飚的秀才，捐钱在滩石上竖立一根铁桅杆，提醒木船驾长们注意避险。殊不知，铁桅杆竟被行船撞折。当地人只好另设置木桅杆导航，至今桅杆洞尚存。

铁桅杆都能被撞折，何况木质的，只是更换起来容易一些。没办法，船帮商户出资，雇专人管理，看见有木船将要过滩时，为避免撞石，一边敲锣，一边叫喊：“船——走——北——面！”这个敲鼓喊唤之人，便是“喊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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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口滩在合江县神臂嘴下，是川江著名急流险滩。江流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形成江心洲大中坝。坝首端有一条千米长的石梁，横阻江流，滩浪汹涌，每年打烂船只上百条，淹死的人更是其几倍之多。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邻县江津的乡绅孙世芳、孙世瑞兄弟俩路过这里，因赶路有些累，便坐在江岸一块岩石上休息，闲看江上过往船只。这一看，震骇了兄弟俩，先后七条顺流而下的木船至罐口滩时，全部被江浪打翻沉没。如此凶猛的险滩，让兄弟俩坐不住了，决定捐资凿打碍航石梁。说到做到，他俩捐银两万余，雇请几百名民工，向泸州府、合江县衙立案治滩。施工期间，孙氏兄弟亲自到现场督工。因施工需避开汛期，前后用了7年时间，凿去最碍航的豆腐石，滩势大减。泸州府、合江县衙为褒扬孙家兄弟的义举，在江心石梁上刻下“利济群生”四个字。

170多年后，我前去谒拜神臂嘴，缅怀古人，意外地在神臂嘴临江石壁上又看到几个凿刻大字。因石斑和杂草遮掩，只辨认出四个：“放船依×西×”。弄清楚不难，立即在手机上查，马上跳出完整的“放船依近西流”六个字。川江水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西流为洄流，川江人常说“洄水”。“放船依近西流”也是短句，其意好懂——下水船顺流速度快，要靠西，有洄流，慢一点。

搜索中，我读到“长江航道”公众号上一篇写“神臂嘴”的文章，说“这六个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船帮和盐商共同凿刻”。同时，在神臂嘴的岩石上还修建了一间竹木房子，雇请识水性的壮汉，用一截竹筒做喇叭，看见上游有下水木船驶来后，便一阵长呼“哟——哟——哟——”提醒船工们要过滩了，集中精神，全力以赴。当木船快进罐口滩时，壮汉的声音不仅提高八度，而且语速加快，时而一短声“哟”，时而连续发出两个短声“哟哟”，就像是喊号子一样，鼓舞船工们搏击险滩的意志。自从有了这个“喊滩人”，过往船只出事率下降十之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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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喊滩人”不再“喊”了，改用红、白旗指挥。

早在唐代，川江上已有挥旗导航的记载。唐元和十四年（819年），大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从江西溯江而上至三峡，看到有人举旗击鼓，引导船只过滩。于是，在《入峡次巴东》诗中描绘：“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到了宋代，这办法仍然沿用。南宋诗人、资政殿大学士范成大，在游记《吴船录》里记述了坐船过瞿塘峡的情景：前面一只船进峡几里后，后面的船才可入峡，不然无法避让，碰撞在了一起。具体办法是，官府派士兵手执旗帜，分别站在山岩的上下，见前面的船平安前驶后，再摇旗招唤后面的船进峡。

一位长江航道老专家告诉我：“举旗击鼓的导航办法，开创了川江信号台的历史。”他解释道：信号台类似陆地上红黄绿交通信号灯，但有人值守，并控制和指挥船只航行，是川江上特有的助航设施，其他内河少见，连长江中下游都没有。

1915年8月17日，一个名叫蒲兰田的英国人，乘小船来到万县狐滩南岸。此滩因水势出没无常，如狐狸一样狡猾得名。枯水期，航道狭窄，上下船只避让不开，多次发生碰撞翻沉的灾难。特别是近代轮船航运开始后，海损事故更多。

蒲兰田第一个跳上岸，沿着岩石往上爬，忽然脚下一滑，呼地一下梭入江里。随行人员赶紧把他拉了上来。正值盛夏，打湿衣服也不碍事，蒲兰田回过神来，继续爬上岩石。他指挥工人挖坑、垒石，竖起一根楠竹标杆，并配备三角形黑色竹篾牌子，雇专人值守此处。每当有船只即将进入狐滩航道时，立刻在标杆顶端挂起竹篾牌，行船远远就能看见。如果尖角朝上，允许上水船通过；尖角朝下，下行船只才可进入航道。这样避免了碰撞事故发生。虽然设施和手段都很简陋、原始，但这是川江第一座信号台。之前，蒲兰田已派人向川江行船发布《航行通告》，说明了信号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办法。接着，他把狐滩信号台作为标杆看守员培训点，亲自讲授信号规范，培养出川江第一代信号员——一种新“喊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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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兰田原本是一位有海洋和内河航行经验的英国船长。

1898年，在川江经商多年的英国人立德回国时在伦敦认识了他，鼓动他到中国发展。这个立德不久前刚驾驶一艘不到17米长的小火轮首次试航川江，正需要蒲兰田这种航运人才帮助他探索满是荆棘的川江航道。蒲兰田到川江后，受聘担任立德的肇通号轮船长，把川江第一艘商轮顺利地从宜昌开到了重庆。秉赋冒险精神的蒲兰田由此对暗礁密布、险滩纵横的川江发生浓厚兴趣。1908年，他又帮助中国人开办的川江第一家轮船公司在英国打造一艘商轮，并担任船长。转眼已来川江十多年，一天，中国海关海务副巡工司米禄司乘坐他驾驶的轮船考察川江。航行中，对川江谙熟于心的蒲兰田为米禄司逐一介绍航道及险滩情况。米禄司认为蒲兰田是最恰当的人选，力举他担任新设立的川江航道管理机构负责人——第一任长江上游巡江工司。

蒲兰田没辜负这一聘任。任职五年，在川江上设置各种信号标志66处（座）。曾两次获得嘉禾奖章。1921年，蒲兰田任期届满回国，途中不幸病逝。航业界人士为铭记他对川江航运业的贡献，捐资在青滩北岸寺大岭建了一座“蒲兰田君纪念碑”。

以后，川江信号台设置多起来。1934年，台房建设开始统一标准，墙壁颜色上白下红，与普通民房区分明显，信号标杆也设计为黑白相间色，行船人一眼可辨。20世纪50年代，苏联航道专家指导航标改革，川江信号台陆续建成砖木结构的苏式台房。这个时期，川江信号台建设总数达到130多座，配备了电话、无线电台，技术与设备都不断更新，确保了航行安全。20世纪80年代后，川江航运迎来崭新的形势，航道部门根据实情，自行规划设计，将信号台全部建设为八角亭式台房，墙壁为白色，沿檐为红色，点缀在川江两岸的崇山峻岭与绿水之间，美观醒目。

1980年，一部名叫《等到满山红叶时》的电影上映，轰动全国，影片中三峡航标信号员杨明与川江轮船三副杨英之间的爱情故事，深深地感动了那代人。同时，让观众熟悉了“信号台”这种助航设施。电影里的那个信号台是奉节县老关庙信号台（也在多个信号台取景），最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位置在瞿塘峡西入口几乎与江面垂直的石壁上，地势险峻。当年有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看了这部电影后，以为这里浪漫，沿着石壁上的石板路走来，成为一名信号员。当她在这座信号台呆上一段时间才发觉，等待她的却是漫无边际的孤寂。峡里没有信号，无法收看电视，一本杂志要翻上几十遍。习惯了孤独后，还得承受清苦，山上不通公路，生活物资要靠自己从十多公里外的山下背上来；喝的水没有了，挑着桶到崖下的江里去打，回挑时一步一步沿着几十米高的陡壁往上爬……

从小生长在川江边的我，对信号台自然多有几分情感。1982年7月，云阳县城东一公里的鸡扒子山体滑坡，泥石阻碍江流成为单行控制航道，这里新建起一个信号台。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信号员里有一位喜欢诗歌的女孩，我和小县城的几个“文学青年”怀揣着好奇来到这里，面对滔滔大江吟诵青春的情诗。现在想来，真是一件幸福而浪漫的事。

2003年6月11日这天，三峡库区已蓄水135米，我前去狐滩，远远凝望着矗立在水边的红色沿檐式八角亭信号台，只听一个洪亮的号令声响起：“五、四、三、二、一！”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瞬间倒入江中，腾起如滚烟的江浪。也许，蒲兰田先生当年没有预见到，88年后，狐滩信号台会被爆破拆除，完成历史使命。

如今，已是高峡平湖的三峡库区航道，航行状况大为改善，但仍有20多座信号台矗立川江两岸，继续发挥着它们的助航功能。

（作者系重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