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从北京回到故乡城市的一个友人，在一家馆子里请了当年一些文友聚会。席间他问起文友们的情况，得知大多数人已经远离写作了，只有我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他又问我，你写了啥满意的作品？我一时吞吞吐吐。

后来我告诉他，我差不多还是在报纸副刊写一点东西，确实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加入了故乡城市的作协。他勉励我，继续干你喜欢的事情吧。他说，自己血脂、血压高，满身中年人的油腻，也远离了写作，文字只是过去岁月里的一股清流了。

前不久，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退休了，他第一次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老编辑自己做了几样菜，很是郑重地招待我。

老编辑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耕耘在副刊这块田园上，我是那块田园上的“老庄稼人”，准确地说，他是我文字的园丁。老编辑与我喝得微醺，与他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望着城里的灯火陷入了沉默。走出他家门时，老编辑拉住我的手说，今后，你也别叫我老师了，我也没机会给你编发文字了。我张开手，用力地抱住了他，喊他：“你还是我的老师，我记得的，是您的鼓励，让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我看见这个平时显得木讷的老编辑，眼里有了泪光。

这些年，我在报纸副刊这块田园上，收获着文字酸酸甜甜的果实。对报纸副刊这块老兵一样坚守的阵地，充满了敬意与感恩。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常在屋后喊：“报纸，报纸来了！”那是生产队里征订的一份报纸。当年报纸上的消息对一个离城市数百公里的偏僻山乡来说，俨如“圣旨”般神圣。

那时我常在家乡报纸上读到“本报记者周某某报道”的消息。我在县城读高一时，步行去这家报社投过稿，甚至想去找一找那位老乡记者帮我在这家报纸副刊上把那首诗歌发表出来，不过最终还是怯于面子，没去找老乡记者托关系发表，我想凭自己的努力发表作品。

那年我16岁，唇边的小胡子已如玉米吐须一样冒出，文学梦业已萌芽却羞于见人。那一年是1985年，报纸、电视、收音机，是最重要的媒体硬件。没想到，此后经年，我与报纸副刊竟结下了不了情。

最初的那些年，我的投稿还是通过邮局，想象着邮车穿过崇山峻岭，一道一道弯，车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有古代驿路上马车哒哒哒行驶的感觉。从邮局投稿，我就掐指算着它抵达编辑案头的时间。那时报纸编辑也还是用纸笔编版。所以每一篇文字的见报，都带着匠人的手艺与手温。

这些年来，我在文字田园里的耕耘，于灵魂深处的寂寞碾磨，让我的很多文字在各地报纸副刊版面上得以呈现。30多年里，山河故人依稀，我迎来了中年的凛冽天风，幻觉中有风雪漫漫，其实也有恼人的头屑飘飘，我的发际线如同城市的天际线一样，在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中一天天在抬高。30多年里，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算起来也可出好几本集子了。可以说，从我在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字当中，可以大致窥探一下我这些年隐秘的“心电图”。

在世俗的生活里，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常常被小情绪左右捆绑，不善与人打交道，有时内心翻滚却拙于言辞，生怕突然的一句话让我跑了体内元气。不过在文字里，我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我靠这个来疏导情绪，求得更深地理解生活，同时也与自己的情绪情感达成短暂的和解。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赖，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说，写作好比怀孕，你没写出来时，它拖拽着你的身体，只有把它鼓起勇气生下来。依赖于写作，这其实也是一种鸡汤灌注的私人生活。尽管我时时感到，我的一些文字表达与真实的微妙的起伏多变的情绪情感有一些脱节与变形，但正因为如此，文字的涓涓流向由此宽大了情感的出口。

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大多只是一种神交。我了解的一些副刊编辑，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工作时光，把青春与芳华，都献给了副刊。我故乡城市的两家报纸，先后为我开办个人专栏，编辑与我，至今尚未谋面。想一想这些，心头备受鼓舞，也有陪伴的温暖。

我认识的一些副刊作者，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欣，望一眼世间万物生长又凋谢，在烟火腾腾油腻粗糙的生活中，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他们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让我们在那里播种，收获；他们和我一样，或许一辈子就写一点副刊文章，成不了大作家大气候，在去去来来迅速化为纸浆的新闻纸中昙花一现。但我们已感到很欣慰了，像一辈子靠种地为生的老农一样，我们有一方田园的坚守。

在这个碎片化浏览占领大多数人阅读习惯的网络时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随之凋零了。但我想，作为一张新闻纸，新闻版面是招徕读者的客厅，而它的副刊，是腾着袅袅香气的私家厨房。在那样的厨房里，有亲人们等你风尘仆仆归来后，在灯火下吃上一口地道家常饭菜。

感谢副刊田园，让写作者的文字，郁郁葱葱生长，也让命运的烟云，飘荡到更辽阔的世界。（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