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下设重庆等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 成为接管和建设重庆的一支生力军
版次:006 2024年11月30日
张友谷
□张卫
1949年,重庆来了3800个上海人。他们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远征来重庆,分散于从酉阳、秀山到荣昌、合川的广袤地域。75年过去了,他们奉献一生,大多远去。青春不朽!岁月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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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49,6月的清晨。24岁的女青年张友谷踏上火车奔赴南京,一路同行的有钱丹、陆小用等青春活泼的少女。她们是到南京集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张友谷时任上海建承中学教师,工资47元,按当时标准,已属中产白领。
她原籍湖南长沙,抗战烽火中辗转至上海,投奔她三哥。三哥蛮有经营头脑,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开电工电料行,并秘密入党,曾以资方老板身份去特务机构76号,营救过地下谍报员李白(电影《永远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原型)。上海解放后,三哥在政府里任要职。
“我报名参军后,三哥愣了很久,没说话。三嫂说,小妹,三哥是担心你呀,去那么远的地方,能不去吗?”答:“怎么可能不去呢,这条路我选定了!”三哥是老党员,不好明着阻拦,眼里却充满不舍……
60年后的暮春,在武陵山区秀山县一间老宅里,我与84岁的张友谷面对面。“参加西南服务团,我就算是二野邓小平的兵了!”说罢,她拿出1949年7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剪贴,报纸虽已发黄,但每个人的姓名却清晰如初:张友谷、陆小用、钱丹、文代贤、叶亿里、徐雄、辛玉、蔡启明…每个名字都是一张青春灿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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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用,时年18岁,原名陆珊璐,漂亮的小姑娘。小巧玲珑的她正在上海产科高级职业学校读书。父亲听到她报名参军,老大不乐意,说,就你这么个小人儿,到了大西南能派啥用场?“父亲是想阻拦我。我想既然不能派大用场,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陆小用!”——这是个倔强的姑娘。陆小用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她说这首诗唱出了那一代青年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
18岁的钱丹在南京集结后,9月初感染伤寒,高烧不退,急送医院。她所在大队送去3人,只有她幸存下来。那时治伤寒没特效药,只能用奎宁退烧,从9月住院到11月,身高一米六的钱丹瘦得只剩70斤,头发脱落。
钱父是上海《新闻时报》总编辑,专程由沪赶到南京看女儿,打算接她回家。钱丹执意要去大西南,父亲说大军早已开拔了,“那我乘船去追!”面对倔强的女儿,父亲让步了。“6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内心追问: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上海,甚至不顾生死从家里跑出来?”张友谷轻轻地感慨着,“我们的信仰单纯而朴素。”
每一代人的选择,是时代使然。离开时代,永远无法从灵魂深处去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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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服务团,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数以万计的青年?从大局看,解放和接管西南诸省,需要大批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命名的。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成立,宋任穷任总团长,其他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万里等,全团17000余人,包括老区干部6000多人,新招收的青年学生、职工、技术人员约10000人(其中上海4800人,南京3000人,其余来自苏南、皖南等地)。西南服务团第一团(上海团)团长曹荻秋,下设重庆支队、川东支队等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成为接管和建设重庆的一支生力军。
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1949年7月28日,刘伯承司令员在欢迎上海团的开学典礼上,称投身进军大西南的热血青年是“炎黄子孙优秀儿女大义昭然的壮举”;邓小平政委称赞“西南服务团有幸参加解放战争最后一次八千里路的小长征”。这些话让青年们受到极大鼓舞。大西南在召唤。八千里路云和月,西南服务团的战士们,如一股新鲜血液注入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贡献了青春年华。后来的历史证明,西南服务团在接管、建设重庆的艰巨任务中,作出了杰出奉献,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亮点。
10月,出发的日子。“我们犹如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走,就从上海人变成大西南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张友谷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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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个上海青年,并不都分在重庆主城,大部分来到川东各区县。每个人都经历了一生中的“九死未悔”。
2009年,当我在秀山一间民居采访张友谷时,她已经84岁了。她没有儿女,却已经在秀山生活了60年。建政、土匪反攻、清匪反霸、改革开放……她都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可以说,她所经历的惊心动魄和遭遇,真实得让我难受。她说,最痛苦是夜深人静时,所有的委屈不知该向谁道;过年时最孤独,所有战友都成家了,自己却单身一人;这年除夕,秀山大雪。她枯守家中,突然有人敲门,拉开一看竟是侄儿侄女们——“他们从上海远行千里来看我,我好感动!”那一刻,她泪如泉涌。
60年来她孤身一人,“但我不孤独。当年邓政委过秀山时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努力啊,我们今后还要把铁路修到秀山。58年后,渝怀铁路修通了,他的遗愿实现了……”
她平静地叙述着。虽往事纷纭,她却清晰如昨。我突然问:“你真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吗?”她沉默了一会,平静地说,“不后悔,我都80多了,用不着再说假话。”脸上波澜不惊。屋里很静。
我突然转过头去,想哭……想哭的含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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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从上海来重庆的3800个青年男女,今人多不辨识。这是一个遗忘的年代。世界飞速发展,谁能永垂不朽?因为忘却,我们想不起曾经发生的一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记忆。
来重庆的西南服务团员,我采访或因其他原因,认识其中的一些。
辛玉,曾任市府秘书长。我因少年时住团市委大院,住二宿舍,辛玉住四宿舍,他女儿叫顾明,读人民小学和重庆六中。辛玉曾协助市委前书记钱敏,修建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修建重庆第一家涉外酒店即扬子江假日饭店。2023年辛玉去世,89岁。
杜金平,曾任重庆第一商业局局长。我1991年考公进一商局,认识了他。他曾协助张文彬,推动重庆商业“四放开”,开启计划年代的一段破冰之旅。2023年,杜金平去世,92岁。
张友谷,2014年去世,89岁。秀山当地以一个老兵的礼仪,为她举办了郑重的葬礼——这离她入驻武陵山区,已整整65年。
傅真,我朋友父亲。曾任重棉一厂子弟校教导主任、重庆纺织学校政治教师、语文教师(副教授级)。傅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他曾送我两本他写的回忆录,记述自己的曾经沧海。2020年,傅真去世,94岁。
陈虹,重庆市委机关老干部,我曾采访过她。已去世。
徐雄,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我曾采访过他。已去世。
原春,曾当过上将阎红彦的文书,一直生活在酉阳。不知是否健在。
我当年读书的人民小学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西南服务团的,如陈费加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也归队了。他们当年最喜欢裴多菲的诗——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还能爱哪一个呢?
不可否认,世间难有不朽,文字也会过时。穿越时光之海,拨见返璞归真;又见人间11月,你们远征的日子。来到重庆75年后的今天,3800名上海老兵几乎全部归队了。
谨以此,致敬并纪念二野西南服务团的老兵们。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