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入城式为何1950年1月1日才举行?
版次:007 2025年01月01日
重庆解放入城式
陈晓曦作品:澄江车站
陈晓曦作品:嘉陵江边
陈晓曦作品:嘉陵江铁路桥
陈晓曦在作画
□郑劲松
解放碑,最重庆的文化与历史地标。每到跨年夜,这里都是欢乐的海洋,人们听着新年的钟声,迎接新春的到来。
1950年1月1日,这里也是欢乐的海洋: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欢庆重庆解放。行进在队伍前列的,是高约三层楼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
两幅领袖画像是谁画的?重庆1949年11月30日解放,入城式为何新年元旦才举行?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早已定格,但历史背后的故事却值得还原。这,也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1重庆解放入城式何时举行?
解放重庆,是解放大西南的重大战略决策。1949年11月30日凌晨,负责接管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从南岸渡江进入重庆市中心区,重庆及近郊国民党军队两个师、江防舰队7艘军舰先后起义,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的12月1日,有没有举行入城式呢?一些资料曾把12月1日解放军部队开进重庆的老照片标注为“入城式”。“其实,这是一个想当然的误会。”党史专家、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艾新全对笔者说。
“12月1日解放军进入重庆市中心的老照片,只是入城而非入城式,这并非抠字眼,而是尊重历史。”艾新全说,入城式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要有部队首长到场,二是要有多兵种协作,三是有一定规模,才能展示一支军队的气势。当时之所以没有搞入城式,是因为当天,刘(伯承)、邓(小平)首长还没到重庆,他们是12月8日才进驻重庆的。此外,参战部队11军军长曾绍山、12军军长王近山、47军军长曹里怀也都没在重庆,谁来检阅部队呢?艾新全还引用刘、邓首长12月1日给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文,电文称:“我三兵团先头部队于昨日(11月30日)下午解放重庆。守敌西逃。11军之一个师定今(12月1日)正式入城。”由此可见,当天是先头部队入城,并非举行了入城式。
虽然没有及时举行入城式,但仪式准备工作,却在解放重庆时就开始了。重庆诗人、二野12军老兵邹雨林,当时是12军政治部美术新闻队(简称“美术队”)战士,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们12月1日到达土桥宿营,2日就地休整一天,准备入城。3日上午,我们从海棠溪渡江,在储奇门上岸直去军政治部所在地嘉陵新村……文工团、美术队立即投入到解放重庆入城式的紧张筹备之中……美术队根据上级指示,必须赶在元旦入城式之前,画好巨幅领袖头像。”
不难看出,部队当时已决定于1950年元旦举行规模盛大的入城式。
2巨幅领袖画像作者是谁?
亲历过入城式的邹雨林,曾用细腻笔触记录了当时的场景:“1950年1月1日,市中心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庄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入城式开始了,两江环抱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喜气洋溢、万人空巷。盛大游行的最前列是12军文工团的百面红旗队、百人腰鼓队,由两辆吉普车牵引、有八名美术队员护卫的巨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徐徐向前。巨像后面是雄壮昂扬的军乐队……后面跟着百人秧歌队。这些队伍后面,就是二野三兵团和各军首长的检阅车队,以及步伐整齐的经历南征北战、进军西南的威武之师。入城式游行队伍所经街道两旁,挤满了列队欢迎的重庆各界人士,欢声如潮,掌声雷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响彻山城的天空。”
史料记载,盛大的入城式和群众游行结束后,两幅领袖画像由重庆电力工人悬挂在了市中心纪功碑广场的碑上(即现在的解放碑,1950年9月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由刘伯承题写)。
入城式当天,在解放碑广场举行了十万军民参加的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刘伯承在大会讲话中宣告:“西南解放,是在全国总胜利的局面下,在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胜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诺兰在重庆商定的大陆上作最后挣扎的一套阴谋,已被我军的伟大胜利完全粉碎!”这里提到的诺兰,即当时的美国参议员,他曾给蒋介石“托底”:只要蒋在西南坚守三至六月,美国将有大动作(指朝鲜战争)。足见重庆及西南解放的重要战略意义。
作为入城式队伍中最显眼的标识——巨幅领袖像,在重庆刚刚解放后就已开始准备。鲜为人知的是,两幅领袖像的作者,都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抗战时迁至重庆)。
其中,毛主席画像作者是陈晓曦,四川内江人,与国画大师张大千同乡。1942年考入北碚的重庆师范学校美术科,194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专三年制油画专业,师从林风眠、关良等艺术大师。1949年6月,陈晓曦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二野三兵团12军,担任军文工团研究组织员和美术队队员,与曹增明等随部队进军大西南。1951年转入重庆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52年在全国院系大调整中,转入西南师范学院图画制图系(现美术学院前身),后曾任油画教研室主任和创作教研室主任,1981年病逝。
朱总司令的画像作者是曹增明,江苏南京人,曾师从美术教育家、中国第一代油画开拓者吴大羽先生,与大师吴冠中、赵无极等师出同门。我国著名军旅画家,2003年病逝。
3两幅巨画是怎样完成的?
2024年11月的一天,为了解重庆解放入城式领袖像背后的故事,笔者专门采访了陈晓曦的儿子陈乐和女儿陈巧,同时查阅了多篇回忆文章,还原了两位年轻画家当年绘制领袖画像的过程。
1949年12月上旬,12军宣传部副部长柯岗(著名军旅作家,《刘伯承传》作者)向文工团和美术队下达有关入城式的工作指示,决定由陈晓曦、曹增明分别绘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两人均为绘画科班出身,在二野进军湖北荆州沙市时,曾奉命照着黑白照片画过领袖像,有基础和经验,是承担此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美术队队长王建民亲自指导搭建绘画的脚手架,共四层,靠在文工团大门外楼房的一侧,颇为壮观。画布用的是比帆布稍薄的棉布,画像高2丈4尺、宽2丈,仅宽度就用了12幅布。当画布用的白棉布先由裁缝店镶拼成两大幅,再请木匠制作内框。绷画布时因面积太大,美术队和文工团的人都来帮忙,才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画布有了,颜料却是大问题。两位画家跑了一大圈,全城能买到的颜料还不够画一幅像。怎么办?如果派人去武汉或上海购买,往返时间太长,等不起。两人商量,干脆改用印刷油墨代替。于是,买回大批油墨,为调制方便,还买来12个搪瓷脸盆。随后是调制颜料的骨胶、锌氧粉、松节油等,准备妥当,马上动手做油画布。
可问题又来了,巨幅领袖画像按黑白照片放大,第一道程序便是在照片和画布上打方格,以便下一步准确描绘。可要在巨大的画布上打格子谈何容易,到哪里去找这么长的尺子呢?陈晓曦从木匠师傅那儿得到启发,采用墨斗弹出线条的办法来解决。文工团戏剧队女战士谢理前来帮忙,成了两位画家的临时助手。陈晓曦和谢理原本就认识,这项浩大工程十几天朝夕相处,更增进了感情,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有人开他俩玩笑说“是领袖为媒”。谢理是山西太原人,1944年考入当时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声乐系,1949年南京解放后参军,进入12军文工团,1952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任教,后成为著名声乐教育家,培养了李丹阳等著名歌手。
12月中旬,重庆正处严寒,身穿棉军装的陈晓曦和曹增明,登上三层楼高的脚手架,挥动手中画笔,开始精心绘制巨幅领袖像。他们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对宽大的画布,只能看到近处局部,对明暗色彩的衔接看不真切,因而在绘制时,由别的美术队员在脚手架下协助看远视效果,大家边看边与架子上的画家交流,还为他们传递作画的工具材料。陈晓曦患有气管炎,受寒后常咳嗽喘气,脖子上围着厚厚的白毛巾,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两人奋战十几天后,12月25日画像全部完成。下了脚手架,陈晓曦和曹增明的棉衣沾满了五颜六色的油墨,入城式前夜,部队专门为他俩新发了一套军棉服。
随同笔者采访的美术学院退休教授刘征献回忆说,陈晓曦和他的父亲、油画家刘一层教授交好,陈晓曦虽身出名门,却没有一丝架子,为人谦和,低调务实,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终其一生,却仅仅出版过一本画册,目前市面上已很少见到。
采访时,陈乐、陈巧拿出了家中珍藏的《陈晓曦经典画集》,里面有画家笔下的北温泉乳花洞、嘉陵江边的渡船、北碚嘉陵江铁路桥、澄江老街车站、磨滩瀑布……这些熟悉的场景,让人倍感亲切。
历史已远去,画家也远去,但那值得纪念的瞬间,却已定格成了永恒。
(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图片由陈巧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