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洪

2024年1月4日，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通过微信告诉我，他与日本民法学界知名学者吉田邦彦计划前往重庆，拜访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并讨论在日本冲绳县建立一座纪念雕塑的事宜，现已到达上海，等待8小时后飞往重庆。1月7日，一濑敬一郎一行抵达重庆，与幸存者会面后决定将雕塑立于冲绳，并计划每年在雕塑前开展反侵略活动。

一、设想

在日本展出 重庆大轰炸历史雕塑

重庆在二战期间作为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历经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日军战略轰炸，这段历史被称为“重庆大轰炸”。为了追求正义，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组成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并在一濑敬一郎律师的协助下，向日本法院提起跨国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和道歉。

据一濑敬一郎律师介绍，他为赎罪长期与日本政府斗争。他免费为731部队问题、重庆大轰炸等向日本政府起诉，花光了一生的积蓄。

日本雕塑家金城实了解到这段历史和索赔团的努力后，提出制作一座反映重庆大轰炸历史的雕塑，并计划在冲绳县公开展出，以此让日本民众深刻了解日本政府过去的战争罪行。

重庆大轰炸幸存者粟远奎表示，对日索赔的目的不在于延续仇恨，而是希望通过雕塑让世人铭记历史、反对战争、珍爱和平。他认为，该雕塑在冲绳的设立将帮助日本民众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进而增强反战情绪。

二、职业

他的工作和中国关联密切

一濑敬一郎的父母都出生在熊本县北部，于1947年3月结婚。

母亲从1944年秋天起在山鹿市的保健所工作，后来成为山鹿女学校的临时教师。父亲从1943年起因战争赴中国。一濑敬一郎小时候听他父亲一濑弥助讲过在湖南衡阳战役和广西桂林战役中的经历，还有一年左右的战俘生活后，于1946年初夏复员回国。

一濑敬一郎于1948年10月出生在山鹿市，不久后搬到长崎市鸣泷町，并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小学时他经历过分两班授课、头发上被撒滴滴涕药粉等集体行为，以及在讲堂里每个年级观看原子弹受害影像的记忆尤为深刻。

一濑敬一郎于1981年4月加入叶山岳夫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开始律师生涯。

1986年，他在新桥独立开设了一濑法律事务所。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他的工作一半是为了收入接手普通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另一半则从事“731部队问题、重庆大轰炸、中国文物归还问题”等案件。

一濑敬一郎的妻子一濑三和于2019年8月去世，享年70岁10个月。

一濑敬一郎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与了侵华战争。战后，他很少谈论在中国的经历。高中时，一濑敬一郎曾多次与父亲争执，试图让他承认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但父亲总是沉默地离开房间。他隐约意识到父亲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不光彩，却未曾深知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残酷罪行。

三、援助

历经30年

不断与日本政府抗争

1995年，一濑敬一郎第一次来到中国，到哈尔滨参加法律研讨会，遇到了一群从浙江义乌偏远山村来的农民，这些人都是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一个老人说，自己一家14口，一夜之间死了12个，侥幸活下来的2个，余生也被后遗症折磨得痛苦不堪。一濑敬一郎听到后很吃惊，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上天给了他一项历史使命：要凭借自己的法律专长，帮助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那时，他47岁。30年，从壮年到暮年，无数失败的起诉，使白发苍苍的他越挫越勇。

2001年，作为细菌战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的中方代理律师，一濑敬一郎来到重庆，与唐俊美博士和张毅博士在朝天门见了面，谈了重庆大轰炸起诉一事。因为细菌战索赔还没有结案，一濑敬一郎答应为他们介绍日本律师，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最终他把大轰炸的诉讼案接了过去。从此，他自费往返东京重庆50多次寻找受害者，收集材料和取证，几乎花光积蓄。

一濑敬一郎调查发现，为迫使中国政府尽快投降，日寇试想通过空中轰炸从而造成全中国人民的恐慌，日本天皇裕仁下达“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命令日本陆海军以航空作战扰乱中国后方城市重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1938年2月18日攻击当时的巴县广阳坝机场等到1944年12月19日攻击梁山，有6年10个月时间，在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轰炸期间，将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8年2月~1939年1月日军实验轰炸阶段，第二阶段为1939年5月~1941年8月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第三阶段为1941年9月~1944年12月日军零星轰炸阶段。从1939年1月开始，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中，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起惨案，即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

日本法西斯轰炸重庆时，把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作为目标，大量使用燃烧弹，用以燃烧市区的房屋，造成数万人的伤亡和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这一事件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等同样残暴的血腥罪行之一。

四川某地村民在重建房屋时，挖出了一枚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哑弹。一濑敬一郎将这枚哑弹作为重要物证，在法庭上进行了展示，日本法庭承认，这是日军轰炸的原始证据。虽然证据确凿，但一濑敬一郎代理的案子还是全部以失败告终。

法庭给出的理由是，无论是细菌战，还是大轰炸，都属于国家战时行为，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个人直接向加害国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判决结果虽是败诉，但一濑敬一郎和原告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政府首次对日军在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也对轰炸重庆的事实予以认定，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对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人员，取消了所有学位和功绩。

四、愿望

知道战争的残酷

要珍爱和平

从2006年3月，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以日本国为被告，开始了要求道歉和赔偿的对日民间赔偿请求诉讼。此后，14年间，一濑敬一郎继续围绕侵华日军对重庆无差别轰炸的暴行进行艰难取证，一有进展，就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他为此进行了3次追加起诉，和188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组成的原告团并肩顽强战斗。

2020年12月，重庆大轰炸原告团事务所发布重庆大轰炸原告及日本人律师团“维护世界和平实践者们的誓词”：

“我们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从1938年2月开始，长达6年多的残暴无差别轰炸，对年幼的我们来说都是恐怖的每一天。我们亲眼看到了在大轰炸中受伤或死亡的亲戚们……战争深深地伤害了我们！我们坚决反对战争，特别是反对日本政府把自卫队变成军队……通过我们的行动，向日本政府要求，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深刻理解战争的罪恶，完全放弃战争的道路。我们为了反对未来的战争，理解和平的重要性，会经常把自己的受害情况告诉年轻人！”

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孩子，对于那场战争，一濑敬一郎没法做到漠不关心。因此，“重庆大轰炸”终审败诉后，他一刻也没有闲着，立即组织开展“重庆大轰炸调研会”活动。

2020年3月10日，日本举办了“重庆大轰炸调研会”。会议明确了日军对重庆大轰炸加害的事实，还放映了重庆大轰炸时难民躲避轰炸的纪录片。原战地记者前田哲男发表了演说，告诉没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知道战争的残酷，要珍爱和平。

如今，制作重庆大轰炸历史雕塑并将其立于冲绳，对推动日本正视历史，以正确历史观教育下一代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