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玉洪

呼和浩特民族委副主任赵焰女士日前率舞剧《昭君》赴南方演出，其间专程来看望我。赵焰的外公闫秉心先生，是黄埔军校十三期学生。这批学生曾穿着草鞋从南京出发，徒步跋涉到铜梁，经历了军校西迁的全过程。

2019年9月，我曾到呼和浩特拜访了百岁抗战英雄闫秉心，聆听了他的传奇经历。

1全副武装的西迁之旅

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县河口镇，是闫秉心的籍贯。1936年9月，在民族危机四伏的严峻时刻，年仅18岁的他怀揣着满腔热血，毅然离家，前往南京，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专攻火炮专业，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报国之路。

随着淞沪会战后日军逼近南京，1937年7月26日，闫秉心与其他黄埔学生奉命从南京西迁重庆铜梁。学生们身着草鞋、黑布袜和灰布棉军装，腿上绑着绑腿，全副武装：背着背包、水壶、饭盒、干粮袋，携带十字镐、圆锹和步枪及150发子弹。

8月16日，十三期学生团离校，同日南京遭日机轰炸。轰炸过后，学生团立即向安徽转移，18日夜宿南京板桥镇，接着连夜行军至安徽芜湖，随后乘船前往九江，并在庐山驻扎。10月2日，学员在庐山海会寺举行开学典礼，番号更改为十三期学生总队。11月10日，总队随校部继续西迁至武汉，不久后决定将校址迁至四川省铜梁县（现重庆市铜梁区）。1938年1月6日，学生总队从武汉出发，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长途行军，途经常德、酉阳、秀山等地，最终于5月11日抵达铜梁县城安居古镇。

在漫长的行军过程中，教官们利用一切机会，借助山川地形进行实地教学。学校制定了15条行军守则，规范学生的行为，其中包括对学生脚伤的快速治疗，以及对宿营地附近地形的快速侦察和防御工事的构筑，以确保安全。

到达铜梁后，军校的条件极其艰苦，教室和营房简陋，学生们住在寺庙或临时搭建的草棚中，训练场地也是临时开辟的。与南京时期相比，铜梁的伙食条件差很多，经常出现军饷拖欠的情况，学生们缺乏足够的营养补给。

尽管条件艰苦，学校的学习和训练却异常严格。原本的三年学制，因战争需要缩短为两年。1938年9月16日，军校十三期学生总队1413人毕业，退学42人、死亡9人。毕业两个月后，军校又搬迁至成都。而与闫秉心同行的十一、十二期学生，则在西迁途中就已经毕业。因此，闫秉心所在的这一期学员，见证了黄埔军校从南京到铜梁的完整西迁过程，锻造出了一批特别的黄埔学生。

2全程参与重庆保卫战

1938年秋，毕业后的闫秉心来到重庆南岸弹子石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渝万要塞区。他第一个到要塞区报到，直到抗战胜利后负责解散江防要塞并清理财产交接，最后一个离开，全程参与了重庆保卫战。从1938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闫秉心作为重迫炮营营长，配合野战部队作战数百次，把7年的青春贡献给了保卫川江的战斗。

1938年秋，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正式成立，郭忏任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辖两个要塞区，分别为渝（重庆）万（万县）要塞区、宜（宜昌）万（万县）要塞区。其中渝万要塞区的司令部设在南岸弹子石，李端浩任司令；宜万要塞区司令部设在宜昌，刘翼峰任司令。两个要塞区都没有配属部队，是个空架子。

随着战况形势发展，原来的两大要塞区进行调整，渝万要塞区改为巴（巴东）万（万县）要塞区，司令部从万县移到夔府即奉节县；宜万要塞区改为宜巴要塞区，实际上就是把整个长江三峡作为捍卫重庆的要塞。

两大要塞区根据因滩设塞的原则，又各自设了四个要塞区。巴万要塞区从长江上游至下游，设有白帝城、大溪、巫山、青石洞四个要塞区，把守巫峡、瞿塘峡；宜巴要塞区设有牛口、泄滩、庙河和石牌4个要塞区，把守西陵峡。

石牌是进入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所以也是宜巴要塞区的重点。石牌和庙河要塞区，配备有漂雷队、烟幕队、探照灯队和固定炮台，守军中的一部分兵力是从在武汉封江沉船后的海军部队中抽调的。为确保要塞区的防卫，另增派了重迫击炮营和野山炮兵营充实要塞区。闫秉心随重迫炮营来到宜昌，担任副连长，驻守南津关平善坝。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坚守石牌要塞保卫重庆。

1939年，闫秉心随军进驻西陵峡口左岸的南津关，参加了与石牌要塞有关的所有大小战斗，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地区，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战斗中，闫秉心以突出的表现脱颖而出，从排长、连长一直升到重迫炮营营长。

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一天下午，担任山炮连副连长的闫秉心，接令到东山寺设阵地，炮口朝日军必经之地鸦鹊岭，摇了一夜电话没有人接。第二天清晨，连长慌慌张张跑来说，敌人上来了，赶紧卸炮。卸炮时暴露了目标，日机朝下疯狂扫射，他们只好放弃炮阵撤退。就这样，头天晚上进阵地，第二天溃退，三门炮一炮未放全丢了。去时150人，回来只剩90人。这是一次最惨烈的战斗。

宜昌失守之后，原江防总司令郭忏和宜巴要塞司令刘翼峰被撤职，换吴奇伟任江防总司令，总司令部迁到三斗坪，直至抗战结束。宜巴要塞区司令改派滕云，司令部迁到庙河。

3率部进驻川江峡口平善坝

1939年，担任宜巴要塞区重迫炮兵营一连连长的闫秉心，率部进驻川江峡口平善坝。宜昌之敌欲犯重庆，不论是溯江而上还是由陆上进攻，平善坝均为双方必争之地。

闫秉心告诉笔者，宜昌沦陷后，每天都有战斗，没有休息过一天。开始几年，日本军很嚣张。“到了1943年日本人就不行了，老是挨打，穿得破破烂烂没有补充，甚至连武器也比不过我们，制空权也被我们掌握。从气势上，我们压倒了他们。中日双方在长江三峡门户打了5年多，日本人一直没有多大的进展。”

闫秉心根据对防御阵地环境精心测量，将全连阵地巧妙构筑在松门溪以西高地，距平善坝900米，紧靠江边，前方和左侧均为断崖，安全可靠，易守难攻，对阻止日军进攻十分有利。

日军为直接威胁重庆并摧毁我方后方补给线，于1941年3月9日下午，用3架飞机对平善坝轮番轰炸。由于我方军用船只此前已安全转移，因此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但平善坝的民房则悉数中弹，全被炸毁。日寇第13师团向曹家畈以西进犯，3月10日拂晓，双方在牛栏溪两侧高地展开激烈争夺，战至中午，两侧高地为日寇所控制。日军居高临下，以各式重武器向平善坝轰击。敌人见中方没有什么动静，就大着胆子派出一些散兵沿江边小道攻击前进。张营长叫闫秉心教训鬼子一下。闫秉心说，你们把鬼子赶集中了交给我。于是张营长命令开足火力，把鬼子赶进牛栏溪口纵深不足20米、宽约150米的一条小沟。闫秉心下令炮兵“各放5发”，20发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张营长在电话里激动地对闫秉心说：“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的机关枪被炸得一丈多高！”前后短短几分钟，炮弹就给日寇造成重大杀伤。午夜后，日军在平善坝东端放火烧尸后，灰溜溜地撤退了。

此次战斗，步炮协同作战，杀伤大量敌人，确保了川江安全。战后，所有参战部队都获得了嘉奖。

4百岁时依然关心川江

抗战胜利后，随着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撤销，闫秉心作为留守处负责人，完成最后的交接工作，随后被派驻厦门炮台。

闫秉心的父亲闫肃，曾任绥远省参议会副议长，是“绥远九一九”起义的19位签字人之一。当得知儿子已被委任为台湾基隆基地的高级职务时，他通过电话召唤闫秉心回乡。接到父亲电话，闫秉心与妻子一同返回呼和浩特，参加了董其武领导的“绥远九一九”起义。起义成功后，闫秉心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军区，后来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参事。他还担任了黄埔军校内蒙古同学会会长。

葛洲坝工程建成后，闫秉心与妻子重回宜昌，笔者有幸参与了接待。在葛洲坝船闸，闫秉心指着远处的川江西陵峡口，回忆他曾在那里驻守多年，经历了无数次战斗。他还提到了一个名为天鹅抱蛋的山，当年日军在此建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中方部队曾多次攻打此山，每次都炮火连天，将山石烧得精光。

闫秉心讲述了一次他差点丧命的经历：当时，他的助手在天鹅抱蛋附近找到一个指挥所，指挥轰炸火烧山，闫秉心前往查看。日军发现了他们，马上展开猛烈射击和炮击。他们被迫卧倒在地，浓烟使他们咳嗽不止。趁敌人炮火暂停，他们才匆忙下山逃生。闫秉心说，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一次战斗。

2019年9月，我前往内蒙古看望闫秉心夫妇。闫秉心对三峡工程赞不绝口，对川江的变化深感欣喜，他还询问了重庆弹子石的最新情况，四川、重庆、湖北一直是他的心系之地。

2021年4月25日，闫秉心平静地去世，享年104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