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猛

我出生在一个叫白蜡湾的偏远农村。村子里有山，山不高，更算不上秀。村子里没有河，连一条能够长流的溪也没有。村子里还是有水，那是水田里的水、水井里的水，是天空落下的水。要是十天半月无雨，大家就像庄稼一样枯萎，就得到外村挑水——这样的地方就算再荒唐的风水先生也不会光顾，人也许杰但地却不灵，这样的地方养活人都很困难还能谈得上出什么才。因此，我朴素的故土并没有给我及我的弟兄、我的乡人以任何走向成功的暗示。

有一年冬天，村庄漫天雪花飘舞，全家人围在火塘边烤火。爷爷说我来看看你们的未来。爷爷翻出我们六弟兄的生庚，掐着指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地念叨了半天，说到我，爷爷笑了，咱文家对得起这个“文”字的还数老五啦，别看他现在说话结巴，老五命带文昌妙笔生花声名远播……哥哥们笑我，说你……你舍（写）个文……文文章给……给我们看，全家人笑成一团。母亲嘲笑爷爷老糊涂啦，说一群孩子整天在这巴掌大的地方挖地、挑土、放牛、割草，吃不饱穿不暖，还当官、还写文章、还衣锦还乡？

爷爷说相信自己，相信将来。

外面雪下得越来越大，母亲叫大家吃饭，说来年会是一个丰收年。那个雪夜，从来吝啬的母亲居然煮了一大桌好菜。

1975年9月1日，四哥带着我在我们村的村耕校读书，在那个山梁上的小学，我读书成绩不声名远播，我的调皮却是声名远播。打架，在路上挖陷阱，捉青蛙塞女同学书包里，给老师同学取外号……所有我能想得出的淘气都施展了出来。在那所学校有两道关于我的风景至今让老师和同学谈论，那就是我几乎每天被老师请到黑板前站着给老师当“助教”，我父亲几乎隔三两天会被叫到老师办公室接受“状纸”。如果说那时我能够显露出爷爷预言的写作之才，那就是我的检讨书、保证书写得多，装订起来出几本书没问题，而且每篇检讨保证之类的书面东西发表范围很广，很多重量级的检讨和保证书都上了村办公室的公告栏，全村人都读到啦。

学生时代第一次让老师讲评我的作文，是初中毕业那年。老师布置写家乡的变化，我想到了家乡重新长得旺盛的清明菜、酒半仙的真醉、唯家庭成分论解除后二哥被招了当乡干部、三哥考上兵……让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评了整整一节课，那不断的“好”字让同学们的眼球不断地投向教室角落的我。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并不喜欢写文章，可老师对我作文的肯定和鼓励再次给了我写作的暗示，给了我未来写作之路最初的一抹亮色。

1983年6月，我初中毕业，踏入位于万州城郊偏僻的土地名叫亢家湾的学校——万县师范学校。古朴的校园，高大的水杉树，凝重的校训碑，给了我们历史的厚重，也给了我们前景的沉重。进入这所未来山村教师的摇篮，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迎候的将会是怎样的生活。从山村出来渴望以自己的苦读去融入繁华，去过上一种不同于父辈的全新的生活，我们还得重复。

学长们告诉我，学习写作吧，给自己一方心灵的天空，让煤油灯下昏暗的山村多一份心灵的明艳，让孤寂的星空多一份梦想的轻松。

我没想得那么的空灵，我想得很实用，分析总结我那些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长的人生之路，我深深地知道，作为一个师范生，作为一个不甘于做一辈子山村教师的学校叛逆，写作也许是改变命运的重要之路。

我写出了第一篇被自己认为文学的东西《永远的怀念》，是怀念毛主席的文章。我知道天高地厚的含义，我知道中国理想中共同的急功近利的危害，但我第一次投稿就投给了《人民文学》，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传达室，看邮递员能否交给我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在每天的失望中我连一封打印的退稿信也没有收到。学长们告诉我投给学校蜡炬文学社的校刊吧，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一周后我的文章居然在文学社的板报《水杉》上刊登出来，不去讨论铅印与否，这应该是我的处女作，至少是被老师和同学认为有些像文学的东西。

四哥星期天从他就读的万县师专过来看我，他在板报下站了很久很久，走进我的寝室，说你读书，我去给你洗衣服。我对四哥说，别担心我，我想通了，我一个农村孩子能够当老师也不错啦。四哥说，我不担心这个，我相信你。

大略还是四哥的宣传和张扬，家里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啦。最高兴和自豪的自然是我的爷爷，他说，我的预测没错吧，咱文家终于出了个对得起这个姓的人啦。爷爷叫我端了板凳到院坝上看星星，说孩子，一个有理想的人要学会看星空，天有多高，星星就有多高。

我永远记着爷爷的话。

二哥那时还在乡里当干部，经常到县城开会，他对我说县里有个文化馆，专门辅导培养基层文艺工作者，你去向老师们请教吧。

从乡下赶到沙河子，找到县文化馆，天就要黑了。给门卫说明来意，门卫笑了，一看你这个样子就知道你是来找吴承汉老师的，每天来找吴老师的很多，你算找对人啦，吴承汉老师当年是《红领巾》杂志的编辑，经他辅导的文学青年多得很。

门卫指给我吴老师的家，但是对我说吴老师和任老师到市里参加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了，要晚上才能回来。最后又笑着说，在咱们这个院子，馆长不在，大家可能不会知道馆长到哪里去了。吴老师不在，大家都知道吴老师到哪里去了，每次吴老师出门总要给院子里的人说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吴老师总要给大家解释，那些文学青年从乡下来一趟县城，不容易，不要让他们走空路。

我坐在门卫室，大街上路灯点亮的时候，吴老师和他的妻子任小蓉老师回来了，吴老师激动地说：“你就是文猛啊，我们早就等你来啦，我们读到过你的文章，有前途。”一边拉住我的手，一边吩咐任小蓉老师，“赶快到商店买两个罐头回家下面，坐那么远的车，肯定饿惨啦。”

吃完罐头面，我红着脸掏出一首诗《长江》，同县城很多文学青年一样，我最初也是写诗。

吴老师把诗稿看了，突然站起来，开始朗诵我的诗，说实话，那是我至今不敢回眸的一首诗，当年能够把诗写成那个模样，还敢送到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那里，那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代和年龄，今天我大胆地把这首诗抄录出来，就想让遥远的吴老师看到，让我们共同记住那个文学的年代——

你是从爷爷肩上的纤痕里流下来，在奶奶茅草屋前长出的大树。

在千枝万叶的长江树上，我家的小茅屋只是一粒墨绿的鸥巢。奶奶把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播撒在巢里，捂暖峭冷的江风和朴素的农历,喂养我们的长势。

有一天，我和姐姐去爬长江树高深的地方，去采一串银白的果实孝敬奶奶的年龄——

那天，忧伤的苦艾草插满了端午节。

奶奶的眼睛里开满了艾花，她用锄头钩回我们，像沙滩上拾到的两枚红色跳鱼，捧到茅草屋前的半只破木船上——

奶奶，为什么不愿放飞江鸥?

吴老师朗诵完毕，任老师又开始抢着朗诵我送去的另外一首诗《三峡》——

吴老师开始翻他的书架，要给我找书，我们一起讨论那些著名作家的诗歌散文，给我讲述他的创作体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文学关于写作的讲座，这个讲座讲给我一个人。

文化馆院子里的人声开始逐渐淡去，我知道我得走了，怕晚了招待所不开门。刚出门，突然停电了。吴老师喊住我，让我等一下，他点亮一支蜡烛，站在门口，大声对我说：“大胆走，我给你照着！”

多年后，我经常和两位老师一起出席各种笔会、颁奖会、座谈会，我小心地问他们，我那时的文章真写得好？让你们抢着朗诵？

两位老人笑啦，说你现在不是写得好了吗？

我听任小蓉老师说，吴老师后来年龄大了，加上一只手又不便，翻看书特别困难，但是他坚持不断地在读我们当年这些万县走出来的作家的新作，像一个慈祥的老农在看他耕耘的庄稼。

2024年7月13日，我应新疆作协邀请，参加一个天山笔会。任老师电话告诉我，说吴老师走了，我们在人间的话语真的画上了句号，我无法赶回来给吴老师送别，我只有在梦中去聆听吴老师的声音。

买了蜡烛，在天山上点亮，吴老师，愿您在天上看见这方烛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