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波

很多人都听说过罗斯福图书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座近80岁的图书馆，是依托从南京内迁入渝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开始筹设的。

西迁入渝 一波三折

1933年1月，“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在南京开始艰难的筹建工作，初创之时，居无定所、经费拮据，因抗战全面爆发而一度面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裁撤的命运，在新闻报纸的大力宣传和有识之士的呼吁鼓吹下，最终教育部保留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并列入西迁计划，经武汉、岳阳、宜昌一路流浪，后奉命入川初定成都继续筹建工作。

因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遂改变原定计划，于1938年2月12日扎根重庆，同年10月10日在两路口动工修建重庆分馆，1939年3月20日筹备处奉命疏散至江津白沙邓家祠堂，1940年8月1日在重庆结束筹备，宣告正式成立，1941年2月1日重庆分馆正式开放，形成战时白沙总馆、重庆分馆并存发展的局面，直至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重庆分馆于1946年10月整体移交给“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完成在渝八年的历史使命。

重庆分馆 文化之宫

入渝八年，时局艰难，空袭不断，“国立中央图书馆”总馆为保存珍贵文献，大多数时间均在偏居一隅的江津白沙一带活动，而地处两路口的重庆分馆以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服务“文化抗战”的大局，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地标符号、一面“文化抗战”旗帜。

成渝公路通车、川江航运发达、珊瑚坝机场通航，水陆空便捷的交通条件，使战时的两路口成为重庆的商贸交易、文脉传承、国际交流的汇聚之地，也成为内迁来渝的诸多政府机关、文化团体、教育机构、驻华使领馆的首选之地，当时很多机构均在两路口、浮图关、上清寺一带选址布局，这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在重庆履行战时国家图书馆呈缴本国图书资料、接收国际图书捐赠、承办文化交流活动等职能创造了优越条件。

自1941年2月“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竣工开放之后，先后承办联合国艺术展览会、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徐悲鸿个人画展、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国立中央博物院”古物专题展览会、“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全国公路展览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等130余场展览、研讨、讲演、祭悼、茶会活动，蒋介石题写“国立中央图书馆”门额，并前后4次到重庆分馆视察，政界要人、文化名流、书画名家、高校学者等多次前来集会观展，重庆分馆成为重庆名副其实的“战时文化之宫”。

1924年4月，“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携手开启中印文化交流的佳话。1940年3月和1941年8月，蔡元培和泰戈尔先后辞世，教育部先后在重庆分馆举办蔡元培逝世周年公祭活动、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和泰戈尔先生追悼大会。

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重庆分馆举行，该展览会是国民政府在重庆举办的规模最大、参展者最多、涵盖面最广的艺术作品展。尽管战时信息不畅、交通受阻，依然从全国14个省市征集到3000余件作品，经两次专家筛选出1943件，分为现代美术作品和古物两部分展出。其中，1668件现代美术作品包括书法、国画、西画、雕塑、建筑、工艺、摄影、图案、版画、篆刻等，275件古物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说文月刊社、艺术文物考察团六个机构选送。重庆的主要报刊如《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先后发表有关美展的报道50余篇，同时特邀鲍鼎、董作宾、傅抱石、陈之佛、刘开渠等8位文化名家轮番登台，开展美术教育系列讲演。展览开幕17天，参观人数达10万余人次，门票收入连同自由捐金总计10万元，全部捐献作文化劳军之用。

1943年1月16日至1月19日，“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重庆分馆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会”，展出考察途中临摹的敦煌壁画、收集的西北文物以及西北风物、风景照片和写生等展品约200余件，这是敦煌艺术品首次公开面世，原计划展出三天，因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后又延展一周，前后共计3万人观展。《大公报》报道：“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众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一部分观众对于该团所作之河西风景及风俗绘画，亦多产生浓厚兴趣，此足见国人对于西北之重视。”

1943年12月25日至1944年1月4日，1944年1月5日至16日，“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分两期在重庆分馆举办，这是故宫西迁书画答谢告别重庆父老专题展览，各界名流及众多艺术家前去参观品评，可谓轰动一时。故宫博物院从存储在贵州省安顺华严洞的院字号箱中精选142件名家之作来渝展出，如王羲之的《平安三帖》、“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墨宝，宋高宗赵构的《赐岳飞手敕》等书法珍宝，宋徽宗赵佶的《溪山秋色图》、黄公望的《雨岩仙观图》、沈周的《庐山高图》、唐寅的《关山行旅图》、文征明的《山水图》等绘画真迹。在展览会的“参观须知”第7条为“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显示出独特的战时氛围。

在重庆分馆举办的各类活动中，展览会高达50多场。1940年，著名国画家关山月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和为国难写真的热情，从澳门前往内地，在桂、黔、云、川、渝等地奔走写生，1941年5月2日~5日，关山月“抗战画展”在位于两路口的重庆分馆举行，5月3日日机空袭重庆时，失去定价四千元之“花溪之春”一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战时重庆大轰炸的悲壮场景。

1942年9月18日~22日，联合国艺术展览会在重庆分馆盛大举行，党政要员、中外使节、社会名流出席了开幕式，徐悲鸿的《泰戈尔像》和《奔马》、傅抱石的《今古输赢一笑间》、吴作人的《轰炸后的重庆》和《不可毁灭的生命》、王临乙的《张自忠墓碑设计》和《抗战阵亡将士墓碑》、岳仑的《四同盟国首领的塑像》等名家之作悉数登场，国画、雕刻、木刻、雕塑及战地写生等作品琳琅满目，英国大使馆捐赠了1000余册英文书供民众阅览。1942年10月2日~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温德尔·威尔基抵达重庆，开启为期一周的交流访问，10月5日中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位于两路口的重庆分馆设宴招待威尔基，并举办专题展览，包括古物、国画、书法、图片共380余件。

近现代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先后两次在重庆分馆就战后和平与国际关系问题发表公开演说，中波文化协会在此隆重举办招待茶会纪念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印度学者、捷克公使纷纷登台畅谈战时的中印文化、中捷关系。

罗馆筹建 文脉传承

民国时期有“五大国立图书馆”之说，分别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西北（兰州）图书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国立西安图书馆”。

重庆因为战时的政治地位，形成独特的“国立图书馆”现象：“中央图书馆”在重庆结束筹备正式成立重庆分馆，北平图书馆在沙坪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重庆办事处开国统区收藏中共革命文献之先河，西北图书馆在重庆奠定筹备基础，罗斯福图书馆在重庆筹备并开放阅览，两大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私立文华图专、“国立社教学院图书博物学系”均在重庆办学，民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行业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从昆明迁至重庆广泛推动战后图书馆事业复兴计划，四大“国立图书馆”一时汇聚重庆，众多“国立大学图书馆”和图书馆界大佬云集重庆，保存并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战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催生了重庆地区文化现代化的整体“跃进”，重庆就是战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心。

“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投资兴建的第一个独立馆舍，在重庆5年多的作为，让其获得的经费支持、资源配送、人员补充等方面都较其他四个“国立图书馆”要多得多，为战后筹备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留下一座现成馆舍、设备设施和12083册珍贵文献，为罗斯福图书馆1947年5月1日顺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对比同期筹办的“国立西北（兰州）图书馆”租借馆舍“筹建—开馆—撤销—恢复”的波折经历、“国立西安图书馆”租借民房筹备最终被解散的惨淡命运，罗斯福图书馆无疑占有先天优势，为今日之重庆图书馆形成“抗战时期出版物、古籍文献、联合国资料”三大馆藏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各类图书馆在战后复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中创造了良好的起步条件。

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发展脉络看，扎根于两路口历经“国立中央图书馆”重庆分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发展而来的重庆图书馆，抗战胜利后复员南京成贤街的原“国立中央图书馆”演变而来的南京图书馆，被国民党政府强令携带“国立中央图书馆”13万余册珍善本搬迁入台创建的图书馆，三馆属于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图书馆事业发展格局中应该加强交流，在学术研究、文献资源、人才培养等方面打造联盟服务体系，继而在海峡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系重庆图书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