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涛

娘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小的时候，家在农村。

父亲，我们见面不多，一年里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是在他探亲的时候。对我而言，父亲显得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相处时间少得可怜，熟悉是因为无法割舍的血缘。这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端着一碗夹生饭，吃起来不那么顺畅，也没有那种理所当然的喷香。

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1959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离开位于重庆沙坪坝的一家工厂，远赴一百四十多公里之外、闭塞艰苦的南桐矿务局鱼田堡煤矿，从此便在万盛扎根了一辈子，像是把自己当成一根钉子钉在那里，再没有挪过窝。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工作在那里，自己的人生就会在那里，甚至自己的家都应该在那里。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举家迁到矿上，曾经游离在家门外的父亲终于把家搬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从此，我与父亲见面的时间多了起来，有了更多的时间近距离了解、熟悉和审视他。也可以说，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

父亲不太善于交流，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也可以说有些无趣。他是那种比较纯粹的人，说话直来直去，没有花花肠子，只晓得埋头干事。闲暇的时候，偶尔和我聊天，话也不多。只有讲到他们那一代人的奋斗故事，才莫名显得有些亢奋，还滔滔不绝——

“大跃进”过后，又逢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把当时帮助中国搞建设的科技人员全部撤走，致使我国许多重工业陷于停顿。面对困难，中国人民没有屈服，喊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大干快上，自己搞油，自己出煤。

那阵子，矿工们就是凭着一股子建设国家的干劲，手提三尺风镐，创造着日产原煤上千吨的奇迹。当时没有炮采，更没有机采，都是风镐落煤，七八十米长的工作面，一天至少也要采完一排至两排煤，工作量极大。虽说是八小时工作制，可工人们常常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当天工作没完成，大家都觉得脸上不光彩，开过“花脸会”后下井接着干。那时候矿工工资很低，但工人们上班不全是为了钱，只要每天能得到一份喜报、佩戴一朵大红花，就感到非常的荣耀。

当时，采、掘工作头面全用的是木头支柱，还没有后来的金属、单体液压支柱和水泥代用品，所以坑木特别短缺。料源供应不上，咋办？就地取材。矿工们每天出井之后，都不忙着洗澡，啃上一个馒头，再到离井口几公里外的雅雀岩山上扛回一根木料，才算下班。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矿工们只知道干好工作，忘却了什么是休息，星期天上班是常事。有些人走路都在打瞌睡，脑子里做着国家早日摆脱贫困、富强兴旺之梦，以自己能为国家多出煤、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尽一份力感到高兴和无上的光荣。

父亲的故事，就这样讲了一辈子，伴随我几十年，直到四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春节前的冬天。

岁月如梭，精神不朽。以此缅怀和致敬父亲及父亲那一代的共和国建设者！（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