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运生

正月初二，山上的雪还很多，我和四叔顺着小道走到了老虎庙，方圆几里的制高点。四叔比我大三岁，但已有了不少白发，我和他开玩笑说：“雪未老，而我们却有了白发。”四叔点头，抽了口烟，徐徐道：“小时候总觉得家里的山很高大，现在看来却小了不少，看样子是我们长大了，也快变老了。”

老虎庙坐落山巅，按说应该是山神庙，但里面供奉的却是土地爷和土地奶奶。儿时的记忆里，老虎庙是神圣的存在，小孩们几乎不敢在附近嬉戏打闹。每到年节的时候，总有人在此贴了“土能生黄金 地可发千祥”的对联，并摆上供品，点燃香表等物品，祈求或感谢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许久未至此地，小庙不知何时塌了一角，香炉里满是尘土。四叔说：“香火不旺。”我说：“是的。搬出去的人多了，有求的人少了。”

四叔和我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出走者，不同的是我们的走出方式，我读书，他当兵。我的经历相对简单，从学校到学校。四叔则不同，他中学毕业后当过兵、放过羊、开过车，后来机缘巧合，因忠厚细心被某国企老总赏识到五百强企业任职，通过个人不断努力，学历和职位都一步步有所提升，一度担任过分公司副总兼工会主席，几年前离职做起了外贸生意。

我们年岁相差不大，加之长年在外，故而有一些共同话题。在家的几天里，我们谈社会、经济，也谈风土人情，但谈得最多的，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人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和土地密切相关：庄上的大多数人家吃上纯白面馒头是在1993年前后；曾经延续了多年的土地为发展经济而先后种过的辛夷、茱萸、李子、杨树、玉兰；门口新修的沥青观光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人……

我上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队里年底的时候会根据结婚、生子、病故等原因，在小范围内对土地进行一定的调整，这是常规性的土地调整。有的年份，退出的土地少，待分土地的人口多，还需要排队。非常规性的土地调整则多是因宅基地、坟地而产生的置换。庄上人丁兴旺，娶来的媳妇、生下的娃娃越来越多，从父亲记事时的不足百口到我记事时的二百多口，再到现在的三百多口，人多地少的问题日益凸显，具体从哪一年开始不再常规性地调整土地很多人说不清了。常规性的土地调整停止了，但非常规性的土地调整则继续着，就连庄子南北两头曾经的打麦场里也盖上了房子。可以说，现在想在庄子里再建新房已几乎没有可能，庄上两个和我年岁差不多的叔叔，十来年前就无奈地搬到了相邻的庄子。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乡人安土重迁、叶落归根的思想很重。大玉爷是庄上的第一个中专生，玉隆爷是庄上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读书走出农村后，父母都没有随同他们出去，对于上了岁数的人来说，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外出除了可能水土不服，也有可能面对不同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的碰撞。再后来，因读书、经商、婚姻等在外定居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的父母则大多数留在了家里。春荣老奶奶是曾祖辈里健在的两位之一。长子大玉爷在乡里上班，次子小玉爷在相邻镇上居住。大年初一我去她家串门时，她正和大玉爷、小玉爷家的一个叔叔吃饭。两个爷爷各是一家人、各有各的事，加之老家房子又住不下，就一家派了一个代表回来陪她老人家过年。我问她为啥不出去过年时，老人家回答得很干脆：“不想去！”

庄子上走出去的人很多，但真正到了叶落归根年龄的人还不很多。玉亭爷是参加革命走出去的，关于其家庭情况我知之甚少，我读小学时他已双目失明、退休（也有可能是离休）多年，时常乘班车往来于工作之地和庄上的侄子、外甥女家。他想叶落归根，但由于我不常在家，其愿望最终是否实现不得而知。我记事时，小毛爷就已在豫北另外一个城市的煤矿当工人，他爱讲笑话，常于农忙时节回家，故而我对他并不陌生。他前几年去世后，子女们依照嘱托将其葬在了老家，而今墓地的柏树已长到了鹅蛋粗细。从先祖子英公嘉庆年间到田家庄落户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祖坟基本已没有空地。前些年土地尚不十分稀缺时，还有因阴宅而发生的土地置换，近些年则少了许多，大多数坟地需要花一定的价钱。一庄人同宗同族，要讲情分，但保不准也会有重实利的，谁也没有错，不过是出发点和选择不同。

庄上外出的人很多，有在外定居的，也有像候鸟一样春去冬回的。村风文明了、生态宜居了、治理有效了，但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两年里，村庄也有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庄子南北修了拱门、门边狮子旁各竖了一面五星红旗、河边平整土地建起了文化广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保不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乡亲们思想的活泛，在不远的将来，村庄的面子和里子都会有大的提升。

离家前夕，我到菜园里转了许久。四叔说，回归故土是一种精神上的疗愈。我对这话深表赞同，但我还想再补充一句，回望故土是为了更好地前行。我们和菜园里的白菜都是这片土地的孩子，我们都曾在这里土生土长，不同的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作者系三峡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