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川耀

不管我们现在走了多远，都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无论我们今天的事业多么辉煌，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曾经和过往。

已进耄耋，说点自己这代人在艰苦岁月，亲身经历的陈年往事，用文字记录在案，既唤醒我辈记忆，让更多人也写出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以期延续传世，让所有人都珍惜改革开放，知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一

我成了最先买电视机那批人

半个多世纪前，国家经济欠发达、物资匮乏，人民手头普遍不宽裕，街上多见衣有补丁、面呈菜色之人，难见大腹便便的胖人。我1960年前后参加工作已近20年，上有老下有小的“老二级”们，工资就像人的眉毛久久停滞不长，生活过得紧巴巴，日子常常捉襟见肘。当时，无论是机关或是企业，向单位“互助储金”借钱、遇事拆借“打会”司空见惯。

五十年前，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有老母要赡养，幺毛弟在当知青，当时我们夫妻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七十多块钱，母亲身体差、小孩常生病，要维持一个家实在艰难不易。幸好师弟韩正明“网网宽”，他也是两个娃的父亲，同病相怜——差钱。他找到一个晚上车辆少，黄牛从朝天门沙嘴下船，“吆”到菜园坝上火车的“活路”，此刻也顾不上自己是干部的“面子”——这一干就是近一年。

为保障不出事，业主要求一人一次只能“吆”三头牛，每头牛安全“吆”到菜园坝火车站货场得一块钱，若“吆”进火车车厢再增加两角钱，一次可找三块多钱，每周有一两次“吆牛”业务，每月可额外增加二十多元，大大缓解了生活压力。真正的转机还是1980年后，母亲去世，幺毛弟回城工作，又陆续增加了一两级工资，报刊、广电恢复了稿费，每月有一二十元进项，当年我在市级机关同龄干部中，属最先添置电视机那批人。

二

特殊年代的特殊劳动模范

1975年，国民经济异常艰难，各种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人均发放布票1尺8寸，有人戏谑“尺捌”为谐音“赤膊”。好在当时手帕不凭票，能干的主妇便买来男式大手帕，用两张缝制成挂子穿，倒还新颖。有关系门路的人，从农资公司购买日本无纺尼龙尿素包装袋，制作成衬衣、裤子，穿起轻薄飘逸，由于商标洗不掉尿素和含氮量标记，走在街上关注率很高。

当时医院和药店没有现在多，药品也没有现在复杂齐全，更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洋盘”名字。感冒到医院看医生普遍开的是用简易小纸袋装的ABC、阿司匹林和头痛粉，咳嗽药是用有刻度的小玻璃瓶装着60或120毫升的棕色柴胡合剂，那时患肝炎的人相当多，苦的是没得特效药，然而那时似乎没得糖尿病一说，所以说而今的糖尿病、高血脂是好生活吃出来的。

那些年，在居民区走街串户收破烂的人多，常常听见医药瓶子、牙膏皮子、旧书废报、破铜烂铁、猪骨头鸡骨头拿来卖钱的吆喝声，农村人进城收潲水喂猪、倒马桶把人粪便当肥料、修磨子拴藤棚子、冰糕凉快等的吆喝声一天到晚此起彼伏。我曾撰写过高中毕业分配到渝中区废旧物资回收商店，干一行爱一行，拉着板车不怕脏、累、臭，服务态度好、收购量大、价格公道，成为四川省和重庆市劳动模范的废品收购员易延梅和全国待业青年自主创业先进典型，重庆南坪“火锅姑娘”李永萍的通讯报道。

三

一夜起床几次清炖牛肉

为啥今天的老人们进馆子吃牛肉汤，总是说今非昔比没有了当年的味道？为写全国劳模和四川省劳模陈青云、凌朝云师徒俩的先进事迹，我曾两次到“老四川”跟班，见证了他们烹饪清炖牛肉、牛尾、牛鞭汤，选材切块、冷水漂洗、打沫控火、调味配料，睡在操作间，闹钟控时，一夜几次起身，精心看火，慢煨细炖。现在的人哪有他们那样的认真负责、舍得吃苦。一言以蔽之，一分耕耘一分成就，功夫下得不够，味道必然打折扣。

我曾在朝天门工作生活了8载，这里是西南交通枢纽、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地处港口码头，从事航运的轮机水手、搬装运输、仓库工人的多，他们粮食定量标准高，每月五六十斤，其定量标准几乎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一倍。当时粮食供应粗细粮四六搭配，从事重体力活的工人们为借“杜康”解乏，每月都把省下的粗粮票换酒喝，“八搭二”是当时世人皆知的“行话”，即八角钱加两斤粗粮票，换一斤52度老白干。我有一战友曾在港务局开浮吊，沐雨栉风劳动强度大，每月三分之一的粮票都用在了换购“八搭二”上。

那时香烟、叶子烟都要凭票，新老烟民多，一线劳动者烟瘾更大，普遍抽八分和角把钱一包的“经济”“川叶”，基层干部、公司职员普遍抽两角钱左右一包的“红梅”“朝阳桥”，单位经理、科处长普遍抽三四角钱一包的“大前门”“恒大”，家境殷实、部局级领导普遍抽五六角钱一包的“云烟”“牡丹”“中华”。在单位和车站码头随处可见自带小纸片、烟丝，自裹纸烟抽的人，那时环保、卫生意识薄弱，公共场所，即使是会场，随处都是烟雾缭绕、遍地烟头。

四

当时行李装的几乎都是吃的

当年国库、外汇双吃紧，石油紧缺，为不损主城形象，所有公交车皆是汽柴油车。然而大坪到茄子溪、海棠溪到李家沱、海棠溪到弹子石和开远郊区县的公交车顶，都背上一个摇摇晃晃的橡胶天然气大气囊。那阵的公交车哪来空调哟，连听都没听说过。

特殊年代制度严苛，因公出差乘坐飞机、客轮二等舱的必须县处以上，乘坐火车软卧、客轮头等舱的必须厅局才能报销。那时京渝9/10次特快，单边就要48小时，去上海、广州时间更长，成渝普快也得10个小时。每天火车站广场比乡镇赶场天还要拥挤、嘈杂、密集。直到1995年7月1日，成渝高速通车，坐大巴去成都只需3个多小时，成渝交通拥挤状况才有所改善。那时出门都是大包小包的，装的几乎都是吃的。1975年底，我到云南澜沧出差，去时路过元江，见白糖、冰糖敞开供应不要票，一下就各买了15斤，回来时兵团农场领导又送了我10斤花生米，尽管千里迢迢、一路舟车劳顿累得够呛，也得把这些宝贝带回家。

当时由于交通运能不足，车船票十分紧张。现在好了，国家富强了，经济、科技、信息日新月异，乘飞机、动车、轮船，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搞定。

当年下农村、支边的知青，既是父母的牵挂，又是年节改善家庭生活的“搬运工”。可怜天下父母心，凡有子女下乡、支边的人家，父母生怕子女挨饿受冻，节衣缩食苦自己，不仅寄钱、寄衣物、寄食品，还要热情周到接待社队、农场干部来渝办事、看病。每逢春节知青们重背大挑，不辞辛劳辗转把山货、鸡鸭、腊肉，千里迢迢运回家报效父母家人，那般千辛万苦令当事人终生难忘。

五

电大、夜大、职大如雨后春笋

1978年后，知青返城就业，如火如荼的电大、夜大、职大、函大、自考等多种办学模式如雨后春笋，成就了数以万计错过读书机遇的在职职工，这是当时成人高等教育的最美风景，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紧缺人才。以我们现代工人报社为例，1984年7月1日创刊时，一半编采人员都来自职大和电大，他们迅速成为办报骨干和部门负责人。据我所知，当年在职就读，从电大、职大毕业的学生，不少成为市级各部委局、企事业单位的领导。

而今90后、00后的婆婆爷爷、外公外婆，当年喜结连理，大多都是各自把被盖抱到一起，由于单位住房紧张，普遍挤住在男方或女方家，单独有一“蜗居”者，好不令人羡慕。喜糖和瓜子、花生、十几支“大前门”或“大重九”香烟用报纸一包分送各科室或车间小组，便成就婚姻大事。那时同事亲朋的贺礼——床单、被面、枕套、茶具、花瓶、洗脸盆、热水瓶等是主打，而且往往是几人凑份子合送。婚娶哪敢像今天这般排场。

那时大家生活差距不大，住的都是生活设施不配套的房子，大厨房或搭个偏偏洗衣煮饭，没有等级区别,都上公共厕所。那阵城里既没棒棒又无脚力，家家烧煤球和蜂窝煤，当时每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在煤店我曾碰到挑着箩筐同我一样等候在煤店买煤的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在粮店排队买米的局长。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已年届六旬的市委财贸部副部长郑祥文，他住在朝天门节约街，没有专车接送，每天都是清晨步行到中山四路市委上班，晚上从上清寺搭公交车回家。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