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抗战时，重庆有一所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多名两弹一星元勋和两院院士，这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

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央大学已是一所包括文、理、法、教育、农、工、医7个学院，37个系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还附设有牙医专科学校、实验学校等附属学校。当时，学生加教师以及家属约4000人，外加大量物资。这样庞大的体量，在西迁之后一个多月，学校就在重庆开学了。如此神速，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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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长罗家伦堪称神算子

在抗战迁徙中，中大校长罗家伦堪称神算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家伦就在空气中嗅到了异味——如果战争爆发，该怎么办？思来想去，他总结为两个字：迁徙，于是他令人做了500只大木箱，准备搬迁时使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让罗家伦的预判得到了初步证实，他大脑里的搬迁预案开始运行。他觉得500只大木箱根本不够用，就让总务处再做400只。与此同时，罗家伦秘密派出几路人马，到后方去寻找战时中大的校址。在他的思路中，首选地是湘鄂，次选地是重庆，此外，他还派人去成都，为中大医学院找寻合适校址。

罗家伦的预案，与当时许多大学校长的想法迥异，上海、南京，甚至杭州的大学校长，觉得迁到江西就是很远的地方了，哪用迁到湘鄂、四川去，那简直是不敢想象的遥远。这么看来，大家都得佩服罗家伦分析的一步到位。

“8·13事变”后，日机轰炸南京，学校图书馆和实验中学被炸。19日，敌机再次轰炸南京，学校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均遭破坏，7名校工遇难。敌机频繁轰炸，加速了中大渴望搬迁的想法。罗家伦召开中大教授会，提出迁校重庆的方案，得到大多数教授的支持。此时是8月下旬。

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总算下来了，中大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因为准备充分，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学生、教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约定10月10日在汉口集中，再陆续入川。尽管搬迁进展顺利，但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时，也已是11月中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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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坡是山清水秀好地方

中大重庆校区选址在歌乐山附近的松林坡，这是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一个小山丘，地属重大，约200亩，因山坡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松树而得名。松林坡脚下便是嘉陵江，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中大决定搬迁后，迅速与四川省政府联系，开始加紧在松林坡建房造屋。哪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群士绅大声疾呼，说下江人到重庆会侵夺四川人的利益，企图逼迫重庆大学收回松林坡。为此，罗家伦不得不多次拜访“四川王”刘湘，并反复强调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中大暂居重庆与成都对四川的好处，后又经民生公司卢作孚从中斡旋，这场风波才暂告停息。

理顺关系后，中大加快了校园建设的进度。最繁忙的时候，松林坡聚集了一万多名建设工人，他们苦干42天，终于完成了整个校园的建设。当然，那时建房，墙柱主要是木竹、墙壁则多是竹筋夹泥墙，速度快，几天就可建成一幢房。到1937年12月1日，中大的学生就坐在新教室里上课了——据说，有的学生11月份就已开始上课了。这速度，真是神速。这边已经开学了，而南京那边中大的最后一批教师与工人，还没离开南京呢。

立足重庆后，中大相对稳定，那些还在四处漂泊的应届毕业生，以及因找不到校园而流浪的教授们，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大身上，于是中大迅速招录学生、聘请教授，规模越来越大。1938年，中大学生激增至1944人，学校已容纳不下，于是，罗家伦赶紧向教育部请示建新校区。几经选择，最终选定嘉陵江上游25里一条溪沟旁的土地，罗家伦视察后非常满意，问：“此地叫什么名字？”办事员随口回答：“没名字。”罗家伦朝四周看了看，说：“那就叫柏溪吧！”

柏溪以148亩土地，再造了一所中大。当时规定，一年级学生都在这里读书，大二之后才到松林坡校区。其实，中大在江北盘溪还有一所事实上的分校：中大的航空工程系在江北盘溪修建有大型棚场，可存放数架飞机、多台发动机，还设有结构、风洞、发动机和仪表四个实验室，配有修配工厂和小型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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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阵容强大让人赞叹

中大，一直被认为是民国大学中的庞然大物，其实这也是因为抗战这个特殊时期造成的。

当时的中大，虽赶不上清华、北大或西南联大，但也应居名校之列。况且学校地处重庆，相对安全，这些条件都是吸引学生的重要条件。学生多了，教师不够，于是中大便挂起牌子延揽人才。有人统计，初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古希腊哲学研究家陈康，植棉专家冯植芳，建筑学家刘敦桢、杨廷宝、童隽，航空气象学家黄厦千，航空工程学家张创、柏实义，地质学家朱森、张更，法学家何联奎，医学家李廷安、胡懋廉、阴毓璋等。到1945年，教师总人数超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当于讲师）38人。和战前相比，数量翻了一番。

在重庆期间，中大有多少知名教授目前尚无完整资料，具体到局部可以数一数：中文系有胡小石、沈兼士、汪辟疆、汪东、卢前、罗根泽、乔大壮、朱东润、张世禄、杨晦、唐圭璋等。他们绝大多数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诗词歌赋都有较深的造诣，堪称国学大师；外语系在沙坪坝校本部有范存忠、楼光来、徐仲年、柳无忌、商承祖、初大告、李茂祥、陈嘉、俞大缜、俞大絪、杨宪益、戴乃选、沈同洽、丁乃通、孙晋三、郭彬氰、吕叔湘等教授，还有讲师赵瑞蕻；历史系有缪凤林、柳诒徵、沈刚伯、朱希祖、张贵永、金毓黻、顾颉刚、郭廷以、贺昌群、白寿彝、朱汉新、郭景宇、徐子明、刘继宣、郑鹤声、顾毂宜、陈训慈、蒋孟引等；艺术系有黄君碧、张书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黄君璧等。名师阵容真的让人赞叹！

中大还延聘了不少外国籍教授，他们的加入为中大拓宽了学术领域，有的成了中国唯一的学科。

罗家伦有句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的，正是怀抱为打败日寇而读书、为光复中国而读书的精神，当时的青年从四面八方考进中大。西迁重庆时，学生仅1000余人，至1946年东归时已发展到4000余人。中大没有被炸弹炸垮，而是在炸弹下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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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两院院士

检验中大在重庆期间的办学成果，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培养学生所获得的各种大奖、成为两院院士的人数，以及成为顶级教授的人数。

新中国最重要的科技奖，莫过于成为“两弹一星”元勋。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向23位科技工作者颁发了“两弹一星”元勋称号，其中有三人曾在中大读书，分别是黄祎禄、朱光亚、钱骥。其实，“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也是中大的，只是他在1937年6月换了学校，也就是说他没有在重庆的中大读过书，此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荣获者37人，中大有3人：闵恩泽、吴良庸、张存浩。

中大毕业成为两院院士的，更是数量众多，称之为“批量生产”也不为过。下面随手找几个：冯端，物理学界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坪，著名地球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尹文英（女），著名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颜鸣皋，金属物理学家，被誉为一代宗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国锠，著名植物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薛社普，细胞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和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闻韶，著名水利和岩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傅献彩，物理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博士生导师。钱谷融，著名文艺理论家，博士生导师。王觉非，世界史专家，博士生导师。

此外，以下名人也值得我们记住：夏培肃，重庆人，1940年考入中大电机系。1950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毕业，1951年回国。她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被称作“中国计算机之母”；曾联松，中大经济系1940级学生，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设计者；聂华苓，美籍华人，著名作家、翻译家。

2017年，东南大学（前身为中大）校史馆的尹文老师到柏溪分校探访，意外在传达室的墙壁上发现一首诗，70多年了，字迹依然可辨，其中一句是：为抗日而读，为复兴而专。读此诗，同行者无不泪目，于是，我们知晓了为何当年的学生会努力在炸弹下学习，为何炸弹炸不垮，那是因为青年必须做民族与国家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