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洛加

我牵着放学的孙子路过街口的水果店，门前一排粗壮笔直的甘蔗昂首挺胸，头上的甘蔗叶在风中簌簌作响，仿佛是列队受阅的士兵。小家伙立刻两眼放光：“爷爷，我要吃甘蔗。”现在的甘蔗都是脆秆型的，比小儿胳膊还粗，一根有七八斤重，咬一口满嘴蜜汁。我儿时常见的绵秆甘蔗，如今难觅踪迹，据说都投奔糖厂化身为甘甜的糖浆了。

水果店老板展示的甘蔗加工技术，不啻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视觉盛宴。他把甘蔗送进全自动削皮机，摁下开关，那轰鸣声就像为甘蔗的变身仪式伴奏。甘蔗转眼间脱去粗糙的外衣，变得光洁如玉，再被切割成麻将大小的丁块，以大纸杯装了，孙子用牙签挑食，像是在品尝茶余饭后的小零食。

然而，尽管用牙签挑食甘蔗渐成时尚，但我心中却始终怀念另一番场景。几十年前，我曾经与小伙伴们把吃甘蔗当成游戏，充满了期待、挑战和快乐。游戏中获得的甘蔗，在我们看来无疑是天底下最甜香的美味。童年时对美食的记忆，在舌尖上留下了深刻且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些年月，我与伙伴们常玩的一款游戏名曰“划甘蔗”，“划”在这里的发音与“花”相同，意思是用锋利的工具把东西割开。游戏用的甘蔗，是你几分我几分筹集卖牙膏皮、潲水的零钱买的，不出钱的人只能当观众，这规则也算公平。

往往采用划拳决定出场的顺序。如果前面的崽儿把甘蔗全部划完，后面的人就只能舔舔手指吞清口水。不过率先出场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占尽便宜，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后来者居上的戏码。这个游戏比的是智慧、体力和运气，与出场顺序关系不大。

活动现场围成大小两个圈，内圈是甘蔗的出资人，外圈则是不买票瞧热闹的看客。划甘蔗的竞技颇具诱惑力，穿叉叉裤的鼻涕娃儿你推我搡挤到最前面，后面的观众五花八门，剃头的、磨刀的、补锅匠、弹花匠，见此光景无不卸了担子停了脚步，众人的目光聚焦于场子中央，看那人那刀如何把甘蔗玩出十八般花样。

甘蔗竖直立在地上，顶端被参赛者用刀刃轻轻按住，随着一声清脆的“嘿”，刀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带着风声凌空劈下，蔗皮应声而开，露出里面洁白的蔗肉，观众群响起啧啧赞叹，以及对选手们的刀法评头论足。

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悬念。有一次，个头矮小的二毛率先出场，那根甘蔗很高，踮起脚尖都够不着。他环顾四周，看见隔壁面馆的板凳，拖过来就站了上去。其他参赛者纷纷抗议，二毛双手叉腰，鼓起眼睛大声反驳：“规则又没说不能踩板凳！”说完，“嚓”地劈下一大截甘蔗，得意扬扬地跳下板凳，像得胜将军跃下战马。

规则限制用手扶持甘蔗，只能用刀从上往下划，划掉多少得多少。便有人犯了贪念，想一刀到底将整根甘蔗收归己有，结果事与愿违。莽娃就出过洋相，他双脚腾空一刀砍下，不料绵韧的甘蔗受力反弹，仅蹭掉了些许皮毛，他涨红了脸悻悻退下。后来者三下五除二瓜分殆尽，没有留给莽娃翻盘的机会。

划甘蔗游戏的门槛不低，并非谁都能玩。刀刃飞舞，稍不留神可能伤到身体，所以女孩们大多退避三舍；那些戴眼镜的娃儿也很少染指，毕竟谁也不想让刀儿只砍到空气献丑。他们便在场边扯着嗓子喊加油，眼镜片后面满是羡慕。胜利者也会与他们共享果实，你一口我一口，快乐得如同撒欢的小狗。在没有电视、电脑、手机、游戏机的时代，小眼镜寥若晨星，哪像现在，十个娃儿中就有三四副眼镜了，看着都令人揪心。

划甘蔗游戏讲究心稳、眼准、用力恰到好处。我们那条街上公推张家老大为划甘蔗的NO.1，他每每出场都斩获最多。某次六人比赛，前五个费尽力气也只划掉了整根甘蔗的四分之一。轮到张老大出场，他的刀尖像蜻蜓，在空中飞了一个“8”字后轻轻吻住甘蔗顶，众人屏息，不敢眨眼，猛听他“嗨”地大吼一声，陀螺般旋转一周后金鸡独立，手起刀落，势如破竹，那根高过人肩的甘蔗被他一划到底，在场子中矗立了半分钟才轰然倒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年张老大还未满12岁，下面有三个妹妹。他很小就帮爸妈干活，每日在街沿屋檐下用刀斧劈柴火煮饭，挑着木桶为家中厨房担水，胳膊上鼓起铁疙瘩似的腱子肉，是个心灵手巧、人见人爱的小男子汉。

如今，划甘蔗的游戏已经成为过去，那些欢声笑语，那些充满挑战的场景，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反复播放，每每想起，嘴里仿佛有了甘蔗的甜香。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孩子们用最简单的游戏创造了最纯真的快乐，并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竞争和分享成功的喜悦。划甘蔗其实还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市井文化，闪耀着智慧之光，有必要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得以传承，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的地方。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