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流

30多年前，是一个诗歌遍地开花的时代。有一年春天，在西南地区某省某县师范学校里，我和其他两个十六七岁的诗歌爱好者手里拿着《桃园结义》连环画，来到校外一棵桃花树下，虽无跪拜，却也拱手作揖，来了一番“桃园三结义”，誓词不是“但愿同年同月”，却是“有生今世”誓作“诗歌的爱人与奴隶”。

宣誓完毕，我们又觉得有些著名的诗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笔名，比如北岛、海子；便像起绿林好汉的绰号似的，冥思苦想地给自己寻找一个笔名。最终，我们从唐诗宋词中、从汉语字典里寻寻觅觅，才分别摘下两个最为心仪的文字。

我的笔名叫泉流，除了兄长笔名曾用过源流外，还因为我喜欢唐诗“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比我小一级、同样来自乡村农民家庭且与我是老乡的秋岩，笔名则来自唐代韩愈的《秋怀诗》和元代陈宜甫的《秋岩诗集》。小我两级的洒野则和我们不同，他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笔名便源自李亚伟等人的莽汉主义。当时，我们都分别写着风格不一的诗歌，大我八天的秋岩穿着喇叭裤，诗歌写得很简短，一般都是五六个字一行，有时甚至每行只有一个字。我的诗歌写得啰唆而又温婉，就像茂密的松林间总是流过无数淙淙小溪。最年轻的洒野蓄着和秋岩一样的艺术家长发，写的诗却像一匹野马奔放豪迈。

那时我们几乎天天都要写诗，且一写就是两三首，当然大多数质量一般，特别是我，写的都是现在回头看起来全是垃圾甚至是“偶有童真味、全属老干体”的劣作。偶尔，在写不出诗歌的时候，我们便研究“莽汉”“非非”等各种诗歌流派，甚至还用诗歌体写过请假条、检讨书、日记，甚至写了就锁起来不投递也不知道往哪里投递的情书，似乎一天不写诗，就觉得耽误了今生，辜负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谆谆劝告。当然，我们也曾经得过一些小小的奖，比如我的《秋天的思念》等就获过贵州省平塘县举办的首届华夏杯全国诗歌比赛等3次比赛的末等奖——和现在的有些需要交费的奖不同，这些奖不需要交任何费用，且还有奖状和少量的奖金，以及诗集《红草莓》（傅天琳著）、《她就是那个梅》（梅绍静著）之类的美好奖品——当然，这些奖品至今我还保存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毕业了，分到家乡的大山深处工作；虽和秋岩、洒野一直有联系，但总的来说大家的相距较远，联系不算多。只是我毕业一年后的那个夏天，刚毕业的秋岩和还有一年毕业的洒野，各自凭着一张单程船票，不远数百里相约前去万县（现万州区）拜访诗人柏铭久等名家，返程时，身无分文的他们靠躲在客船厕所里逃票才得以解决返程难题，下船后他们又迅速奔波100多里山路，黄昏时分才来到我家，与我谈起拜访诗人的旅行经历，大家均谈兴浓郁，直到午夜后才在院外晒场的凉铺上慢慢睡去。

一晃30多年过去了，诗歌依然遍地开花，许多民间诗人，以及最近才诞生的AI诗人，在各个城镇和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琳琅满目、姹紫嫣红。只是我们这三个曾经的诗人好像都不再写诗歌了，似乎被多姿多彩的生活辞退了“诗人”这一职位一般。

最早不写诗的是秋岩。2000年左右，一贯喜欢社交的他，利用在北京进修读大学的机会，在几位四川籍在京成功人士的劝说下，开了一家川菜饭店。在四川乡亲们的捧场下，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因为忙于生意，诗歌便逐渐不写了。2003年，他将全部资产抵押拿去投资做第一笔外贸生意，但最终失败而全面破产，饭店也不得不宣布倒闭。后来，他研究起了传统文化，成了最虔诚的隐士，先是隐于市，然后又隐于野，甚至有段时间还曾隐于岭（秦岭），似乎消失在我们的朋友圈外。

第二个不写诗的是洒野。2015年，洒野在闯荡南北后毅然辞去公职，最终成为一名在商海里弄潮的老板；腰缠万贯的他依然像诗人一样流连美景，天南地北地投资创业，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最后一个不想写诗的是我。五六年前，在辗转经历无数个美好的职业后，我也决定一般情况下不再写诗，并最终回到了当初参加工作时的起点——某处非常安静的校园。我就像河流里的一滴水，忍受着阳光的烘烤与煎熬，终于成为气体升腾起来，既在天空的云上奔跑过，也在凤凰飞鸟的翼上奔跑过，但是，我最后选择成为清晨树叶上的一滴露珠，叮咚一声又落回到水里。

是的，生活花了这么多年，才终于辞退了我们这三个不合格的“诗人”。从我们毕业分别到今天，时光已经过去了30多年，也许是我们忙于生计，我们三个人居然再也没有一起真正聚过——当然，任何两人之间都曾聚过20次以上。当年我们给自己取的笔名，就像束之高阁的诗歌读本一般被尘封着，许多年未曾再用，以至于至今很少有人会记得这三个名字——除了我们彼此自己，除了我们偶尔回忆热爱文学的那段青少年时光的那一瞬间……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