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

晨曦中的重庆市开州区清江河泛着黛青色的涟漪，两岸的芦苇在风中低垂，仿佛在向河心的石墩行古老的叩拜礼。我踩着青苔斑驳的石阶走上这座横卧三百年的建筑时，忽然想起《诗经》里“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句子。七里潭廊桥以巴山蜀水的筋骨，在大巴山的褶皱里生长出另一种文明形态。那些被岁月浸染成赭褐色的木梁，那些被纤夫挑夫磨出包浆的栏杆，分明在用沉默的方言讲述着另一种未被史册收录的春秋。桥身南北纵贯三十六米五，恰似一册摊开的线装书，用两米九宽的横页承载着清江三百年的涛声。当2019年春日那纸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飘落时，这座占地三百六十平方米的石木建筑，终于被正式编入巴渝文明的经脉。

一

廊桥的脊线在晨曦里切割着天际，像一轴被历史揉皱的绢本。站在桥南端的功德碑前，道光十七年的墨痕早已褪成石纹里的暗影，却仍能触摸到当年乡绅们指尖的温度。左碑矮而敦实，六十七厘米的宽度恰似老石匠的腰围；右碑瘦高如竹，一米五的身量还留着当年刻工攀爬的凿痕。碑文中“输银八十两”的刻痕最深，想来那位捐资最多的周姓商人，定是每日都要站在米行的柜台后，遥望河岸苦力们涉水过河的背影。这座四孔平梁桥的诞生，原是一群凡夫俗子与天理人情的角力——商贾要运盐茶出山，农人要赶集卖柴，妇人要回娘家省亲，于是在乾隆某年的某个雨季，当洪水又一次冲走渡船后，山民们终于决定用血肉之躯与清江河对话。

桥墩的垒砌堪称土木工程的绝唱。五丈八尺的石墩不用半粒石灰，全凭匠人将每块条石的棱角削成阴阳榫卯。最年长的石匠在临终前留下遗训：“要让每块石头都记住上游的水势。”于是我们看见，六米七六长的墩体如卧龙饮涧，迎着水面的石块渐渐收成流线形的弧度，像鱼群逆流时的背脊，而背水面的石缝间，竟留出细密的导流孔。这些细节在道光十七年的重修中依然被虔诚保留，仿佛匠人们不是在修桥，而是在延续某种血脉相承的密语。悬山青瓦顶下，七架梁如北斗垂落，两柱抬梁的构造让九米七的通高空间里，始终回荡着木纹舒展的私语。

二

晨辉浓郁时，我倚着西侧一米二高的木栏数桥面的裂缝。三十六块木板，每块都藏着不同的年轮密码。第三块中央的凹痕，许是光绪年间某位挑盐翁日日歇担留下的印记；第七块边缘的焦黑，或与民国某年油灯倾覆有关。最妙的是东侧栏杆某处，竟嵌着半截生锈的铜烟锅——不知是哪代船工在此眺望江流时，把半生的愁绪都摁进了木头里。丈二进深的桥廊里，八间面阔的格局如同展开的八仙桌，那些消散在风中的讨价还价声、躲雨时的家常话、私塾先生的《三字经》诵读，都在抬梁式构架的穹顶下凝结成琥珀。

桥顶的七架梁是个隐喻。七根主梁对应北斗七星，却不是风水先生的故弄玄虚。老辈人说，这是提醒过桥人莫忘时辰：当北斗柄指东时该下田，柄指南时要收盐。最中间那根梁下悬着半截铁环，当年应该是系着盏长明灯。想象道光年间的夜晚，这盏灯就像悬在江心的月亮，照着贩夫走卒，也照着私奔的鸳鸯。有块梁木上还留着“甲午桂月张旺财捐”的刻字，那个叫张旺财的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也许就是一个樵夫，大概是把卖柴钱换成了灯油，却把自己的名字刻进了星辰的序列。而今仰观九米七的穹顶，仿佛能看见七架梁撑起的不是青瓦，而是整个大巴山的星空。

三

功德碑旁的野菊开得正好，石碑上的名字却早已模糊成时光的拓片。那通独立在桥南的功德碑，一米八的身量如同执戟的卫士，半米见方的碑身里藏着多少欲说还休的往事。我用毛巾蘸着河水擦拭碑面，“周永安”三字突然从苔痕里浮出，像条苏醒的锦鲤。这位捐资最多的米商，县志里说他晚年散尽家财修路铺桥，却在某个寒夜冻死在自家米仓前——原来他早把最后半袋米换成了桥板。碑阴处还藏着首打油诗：“七里潭水深，过河要舍身。如今廊桥起，步步踏金银。”没有落款，墨迹歪斜却力透石背。这些被正史遗忘的小人物，用最朴素的善恶观修建着人间的渡口。

桥北石板路旁有笼不知道有几百年历史的慈竹林，住在桥头的老汉说，听祖辈说这是当年修桥工的化身。最粗最老的那根竹枝指向正北，像在丈量回家的路。恍惚间，仿佛看见道光十七年的工匠们收工后，就坐在此处分食苞谷粑，用开州方言争论该不该在桥头立一个桥神。他们的汗珠渗进桥基，他们的争执化作飞鸟，而今都成了桥体榫卯间的絮语。1953年的春汛过后，新中国的匠人们带着桐油和石灰前来，在五米八高的桥墩裂缝里填入时代的承诺；2002年的秋风里，老师傅们又踩着脚手架，将三十六米五的桥面木板换成新的年轮。

四

晨雾初散时，我测量桥墩的裂缝。电子测距仪显示的数据与1953年的修缮记录惊人吻合，当年的工匠用桐油石灰填补的缝隙，至今仍在忠实地履行承诺。触摸石面，能感受到两种温度的对话：外层是江风百年的沁凉，内里还留着石匠铁钎击打时的余温。最底层的条石已与河床长成整体，缝隙间生出几簇水草，宛如大地为古桥绣的绿边。站在桥面西侧，指尖掠过被无数掌心摩挲得温润的木栏，一米二的高度恰是孩童踮脚可及的欢喜，也是老者凭栏远眺的支点。

文物保护碑仿佛在述说着2002年的老师傅用古法熬制桐油的场景。他布满老茧的手搅动铁锅的样子，与道光年间匠人的动作形成跨时空的重影。2006年当起重机吊装替换木梁时，老师傅坚持要在新梁上刻道暗符——不是文物普查留下的编号，而是祖师爷传下的镇桥咒。这种固执，让冷冰冰的维修方案突然有了体温。开州区水电建筑公司的工人们或许不知，他们用城建维护费十万元修复的，不仅是三百六十平方米的建筑实体，更是一个关于文化传承的古老寓言。

五

太阳初升时分的廊桥最美。晨晖把木栏的影子拉长成琴弦，早出的农人脚步声是天然的节拍。卖麻糖的老汉在桥头摆摊三十年，说他爷爷的爷爷曾在此卖过草鞋。我问他可知廊桥来历，他笑着指指耳朵：“桥会说话咧，把耳朵贴在木板上，能听见马帮铜铃响。”果然，一阵风吹过来，江风穿过桥廊的呜咽里，隐约有骡马的响鼻声。三十六米五的长度此刻成了时光隧道，乾隆年间的斧凿声、道光十七年的号子声、2006年电锯的嗡鸣声，在八间面阔的空间里交响成曲。

我忽然明白这座桥为何能逃过历次浩劫。它不是皇权钦定的丰碑，不是文人咏叹的对象，而是深深楔入乡民日常生活的器物。大炼钢铁时，村民们在桥洞下藏起铁器；破四旧时，红卫兵刚铲掉桥神牌位，当夜就有人偷偷补上更简陋的纸符。这种沉默的守护，比任何文物保护法都更坚韧。就像桥西侧那排被摸得发亮的木柱，每一道包浆里都沉淀着无数掌心的温度。当11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被岁月发酵，360平方米的占地早已化作文化基因的培养基地。

六

离开廊桥时，暖阳正好漫过东侧第七根桥柱。柱身上的刀痕突然清晰起来，那是个歪斜的“家”字。道光十七年某个思乡的工匠，或许在收工时刻下了这个字。三百年后，这个字成了整座廊桥最隐秘的注脚——所有浩大工程，终究不过是人类寻找归途的标记。清江河日夜奔流，带走无数渡船与往事，唯有这座廊桥始终站在那里，用木石的骨骼支撑起关于家园的记忆。那些消散在风中的号子声、那些沉入江底的汗珠、那些被时光模糊的面容，都在桥板吱呀的响动中，获得了永恒的重量。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开州区文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