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普

母亲从浓雾里走进山，再从浓雾里走出来，肩膀上多了一棵树，梦想中的那套新房子也就多了一根檩子。

20世纪70年代，父亲远在千里之外的矿山上班，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住着一套年年都为秋风所破的茅草房。遇上暴雨，无论堂屋还是卧室，都成了河。我们三人像淋湿了羽毛的三只小鸡，依偎在墙根，看着母亲把屋里的水一趟趟赶出去，顺着院坝边流向溪沟。

父亲从矿山回来，一边摸着我们的头，一边和母亲商量，要把茅草房拆了，建一栋新房子——我们祖寺垭村最漂亮的房子。

房子还没有影子，我们内心却泛起了涟漪，仿佛一套崭新的青瓦房惶然坐落在竹林之间，我们三个各有一间卧房，还有一个可随意滚铁环、打地牯牛（陀螺）的大坝子……“哞哞”的牛叫声从山坡上传来，惊醒了我们的美梦——新房子黄瓜还没有起蒂，说有多遥远就有多遥远，说有多难就有多难。

这么漂亮的房子，得用多少根墙角石来打地基、得要多少撮箕土来筑墙、得要多少根木头来做檩子……父亲越想头越疼，还没等他想明白，假期就到了。父亲回到了矿山，脑子里却还在想修房子的事，并没有捋出任何头绪来。

母亲和父亲截然不同，她不想那么多，每天都在为修新房子作准备。一是存钱，二是存粮，三是存物，就这三样。

父亲的收入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节衣缩食，少花钱，多给家里寄钱。然而，家里除了我们，还有奶奶、大爸、幺爸和幺妈、姑姑、堂哥、堂妹一大家人，全都指望着父亲寄回的钱。虽然后来分了家，可每月父亲还是要把大部分钱用于照顾奶奶和兄弟姐妹，最终能落到母亲手上的钱少之又少。

存钱难，存粮食更难。母亲一个女人家，工分挣得少，粮食自然分得少，除了养活一家人，还要饲养猪、牛、鸡等，所剩无几。母亲别无他法，就知道节省，每天吃两顿饭，肚子饿痛了，就把腰带紧了又紧，忍住继续干活。有一次，母亲没有吃午饭，却从河下背了一百多斤红苕藤回家。山路本来就陡，红苕藤实在太重，每走一步，脚就闪一下，头就晕一阵。转过一道田坎，爬上一个陡坡，母亲眼睛突然发花，脚上无力，人开始往后退，额头冷汗如雨。母亲紧紧抓住一棵小树，人几乎倒在土壁上，眼前一团漆黑。她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绝不松手。眼看就要坠入水田，乡邻陈世元恰巧路过，飞步过来，双手托住背筐，让母亲松开手臂，刹那间母亲一头栽倒在地，晕了过去。母亲得救了，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救命恩人。

母亲就是这样不要命地省粮，不仅她饿肚子，我们三个孩子也饿肚子，还常常问我们是喜欢住新房子，还是喜欢饱肚子。我年龄最大，当然明白母亲的意思，就说喜欢住新房子。弟弟妹妹则不然，只一个劲哭闹，吵着肚子饿。母亲没有办法，就给他们两个多吃些，苦了母亲，也苦了我这个老大。

母亲的心很大，积累的钱却并不多，粮食也不满一柜子，倒是稻草、麦秸堆了一山，大小木头也有四五十根。

一到冬天，草垛上铺满了雪，如巨人般耸立在茅草房边，老房子显得更加低矮了。那些大小木头成了雪桥，架在茅草房和“巨人”之间，好一幅雪景图。母亲在雪中哈出一口热气，隐约从热气中看见了新房子拔地而起，开心地笑了。

五年过去，一切准备就绪，过完大年，母亲忙过春耕，便开始准备修新房子了。请了乡上一个罗盘匠，看了方位，定了堂屋开口，画了檐沟走向，用一根四方山石奠了基，就开工了。

母亲人好，自然人缘就好，乡里乡亲都来帮忙，新房子一天天长高。父亲也请探亲假回来，却帮不上什么忙，一切都是母亲在操心。不过父亲可以从供销社弄到酒，然后陪匠人们喝，父亲天天醉，为新房子做出了贡献。

那一山一山的稻草和麦秸终于派上了用场，本来母亲是要烧几窑小青瓦的，可瓦匠说土不行，含有硫铁砂，瓦泛红不说，还容易开裂，于是就用稻草和麦秸换了一窑半的瓦，又花钱买了千多块就够了。

秋收之前，新房子修好了。父亲返回矿山，母亲和我们三姊妹住进了新房。山村的新房子真好，绿树成荫，鸡鸭成群，环境又清静，空气又新鲜。母亲虽然不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不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却美滋滋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时过境迁，母亲再是不舍，还是搬到了大城市。老家的房子也送给了一个乡亲。八十多岁了，母亲还时时想起乡村的青瓦房，以及院坝边的那棵香樟树……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