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孝德

李可染（1907~1989年），江苏徐州人。中国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43年任国立艺专（重庆江北磐溪）讲师。1946年随徐悲鸿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在北平，拜齐白石为师。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李可染一生有6个斋名堂号，其中一个叫“有君堂”。这个斋名，他从1943年开始使用，直到1984年止，前后共41年，足见他对此斋名的喜爱。说起这个斋名的由来，背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

1 “有君堂”成为爱情见证者

1943年，李可染受国立艺专新任校长、著名画家陈之佛之邀，到国立艺专任教。

抗战时，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后被称为国立艺专，由于战火纷飞，国立艺专只得四处迁徙，1942年落户重庆江北磐溪（今江北区大庆村）。这里前临磐溪河，后靠龙脊山，山清水秀。战争年代，有这样一个近乎世外桃源的地方，真是千金难买。而且这里交通也比较方便，往东可经香国寺过河到重庆城（今渝中区）的牛角沱，往西经石门过河可到沙坪坝。国立艺专迁徙到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请到重庆城中的大师来上课。

当时李可染的宿舍就在靠近磐溪的地方。学校为了安置男老师，特地搭建了七八间茅屋，每间不足十平方米，安张床和书桌，再放一把椅子就差不多满了。这里四周树木茂盛，竹林围绕，一年四季都是鸟语花香。条件虽不好，但在那个年代，李可染和其他老师都十分满足。

因屋基潮湿，有一天李可染惊喜地发现，墙边的竹桩竟长出了竹笋，后来居然长成了一株碧绿的竹子。李可染大喜，他联想到晋人“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典故，于是给自己的这间茅屋，取了一个很有韵味的斋名叫“有君堂”。这是对艰难岁月的记忆，也是对强大生命力的礼赞，同时也暗藏着画家对艺术理想的追求。

其实，“有君堂”得名，还有一个特别的插曲，那就是“邹佩珠章节”。1943年春末的一天，身在重庆的李可染到国立艺专去找正在这儿读书的四妹李畹。因艺专刚经历了一次搬迁，他不知学校具体位置，便走走问问。走着走着，看见一位女学生正在路边画水彩，就上前打听艺专在哪里。那位女学生一门心思在绘画上，头也没抬随口回答道：“你一直往前走，走不多远，有个叫黑院墙的地方，那里就是我们学校了。”李可染听后很高兴，又问对方知不知道有个叫李畹的学生。听到李畹的名字，女学生立即停住了笔，抬头仔细打量了李可染一下，然后说：“李畹是我同学，现在正在宿舍，你去找吧。”

这个女学生便是邹佩珠，她为何要仔细打量一下李可染呢？原来，李畹常在她面前夸奖自己哥哥如何才华横溢、经历如何传奇……这让邹佩珠产生了景仰之情，此时见有人打听李畹，估计此人便是李可染，所以仔细瞄了一眼。这是李可染第一次见到邹佩珠。在此之前，李可染有过一段婚姻，妻子去世后，留下三子一女，并且年龄最大的孩子比邹佩珠还大13岁。不过，邹佩珠在了解情况后，仍愿意成为李可染的恋人，这让李可染很是感动，因而对邹佩珠也倍加珍惜。

李可染宿舍里的竹子发芽之后，李可染称其为“陪竹”，意为陪他作画书写之竹。其实，取名陪竹，也暗含“佩珠”之意，喜爱当然是不言而喻。古人言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对李可染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邹佩珠看到这丛竹子，对其强大的生命力也颇感震惊，自然也心生怜爱，时常抽空过去打开窗户，让竹子见见阳光，偶尔还给竹子浇点水。久而久之，竹子竟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竹梢已顶到了茅草屋顶了。李可染的“有君堂”名号，前后用了41年，这里面应蕴含着他对邹佩珠的爱。

2 徐悲鸿眼光独到高看李可染

1944年，李可染和邹佩珠向学校借了一张单人床、一块画板和两根条凳，又向老乡借了一间用来堆草的茅屋，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方桌、一张条凳。在林风眠和李超士等人见证下，两人结婚了，那年李可染37岁，邹佩珠24岁。客人们纷纷恭贺李可染，说他娶了艺专雕塑系的高才生，福分不浅。

李可染在国立艺专这几年，心情特别好，创作颇丰，且精品不少。被后人视为李可染代表作的《执扇仕女》《放鹤亭》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课外画余，李可染还时不时与学生们开展京剧表演活动，他擅长操琴，许多同学都享受过“可染伴奏”的幸福。邹佩珠也是京剧爱好者，经常跟着李可染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排练和演出。

对于李可染在磐溪时期的艺术追求，徐悲鸿曾经评价说：“徐州李先生可染，尤于绘画上，独标新韵，徐天池（名渭）之放浪纵横于木石群卉间者，李君悉置之诸人物之上，奇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遂罕先例，假以时日，其成就诚未可限量。”（1944年李可染画展序言）几十年后，徐悲鸿的看法得到了印证，这说明他的眼光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对徐悲鸿的赏识，李可染颇为感动。虽然，李可染没有拜过徐悲鸿，但他一直是把徐悲鸿当作老师看待。

说起李可染与徐悲鸿的再次握手，还有几分传奇色彩。大约是1942年，海外一个国际团体到抗战大后方重庆参观，由文委会接待，为布置会场，借了李可染的一批水彩画去装饰。这些画作的内容，都是金刚坡一带的景色。徐悲鸿看见画作后，托人带信去找李可染，说要以自己的画作交换李可染的一张水彩画。李可染听说后，很谦虚地回应：“我的画还很幼稚，徐先生是美术界前辈，他喜欢哪张就拿哪张好了，我怎敢同他的作品交换呢！”不到两天，李可染就接到了徐悲鸿的来信，说已取走一幅风景画，并以他的一幅作品回赠。

在1945年的联合画展上，李可染的作品《牧童遥指杏花村》挂在进门处。开幕之日，就挂上了“徐悲鸿订”的红条子，对于如此的捧场，谁人不心动？又有谁人不感恩？种种迹象表明，徐悲鸿对李可染喜爱有加，这也为后来李可染选择跟徐悲鸿到北平艺专，埋下了伏笔。

3 数十年后再见“有君堂”

当时，徐悲鸿也住在江北磐溪，距离李可染的学校约一二里路程，李可染常去拜访他。在徐悲鸿屋内的墙上，挂着一幅齐白石所画的《残荷》，给李可染留下了深刻印象。李可染在徐悲鸿那儿饱览了他所珍藏的画册、画片，以及七八十幅齐白石的画作和手书的行述（自传），不禁产生了强烈的仰慕之情。

此时，林风眠与徐悲鸿这两位绘画大师同在磐溪居住，竟然没有往来。由于李可染的介入，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后来林风眠在李可染的陪同下拜访了徐悲鸿，让徐悲鸿深为感动，倒屣相迎。交谈中，徐悲鸿表示，三天之后设盛宴敬请林风眠，林风眠爽快地答应了。徐悲鸿与林风眠在各自的绘画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堪称大师，但遗憾的是因彼此所持有的艺术理念不同，最终没能再次握手。

在李可染现存作品中，我们发现最早钤“有君堂”朱文印的是1943年创作的《执扇仕女》，钤白文印的是1945年创作的《放鹤亭》，这两件都是江北磐溪时期的作品。有专家总结说：“（李可染）1940年创作于重庆和北平两地的作品，不管是山水还是人物，多半或署款‘有君堂’或钤印‘有君堂’，不见别的斋号。”1949年以后，李可染对文人画的追求有所收敛，特意请齐白石为他刻了一枚白文的“为人民”长方印，时不时钤在画上，表示自己绘画的人民性，“有君堂”斋名就极少使用了。1983年的《春雨江南图》《苍岩双瀑图》，他才再次启用“有君堂”署款。1984年的《黄山烟云》，是他最后一幅署“有君堂”的作品。

1983年李可染在《春雨江南图》等作品上，重新留下了“有君堂”的钤印或落款。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大泼墨法画，其大胆、简练、抽象、含蓄、强烈，都达到了徐悲鸿当年的评价:“放浪纵横，奇趣洋溢，不可一世，笔歌墨舞。”这是一种潇洒自由的境界。这种境界，其实在重庆与北平的“有君堂”时代就达到过，所以徐悲鸿才有以上十六字的评语。从美学上看，李可染其实也很欣赏这种自由墨戏，只是由于观念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直很少进行这种墨戏。后来，随着心情的自由奔放和无拘无束，也许是感到这种心情、状态与能力的归来，他又欣然署上了久违的“有君堂”三字。

斋名堂号，不仅仅是画家的代号，更包含了他们对理想和艺术的追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