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

在川江沿岸或江中石梁上，古人常用凿刻的方式，记录当地水情变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水文资料。

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以及三峡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确定，也参考了这些资料。同时，古人在水文石刻中题诗作文，传颂一个个人文故事。

1 川江有八大枯水石刻

川江水文石刻分枯水石刻和洪水石刻两种，而最早出现的是枯水石刻。

古人较重视枯水变化的记载，重庆至宜昌河段有枯水石刻11处，共362段，其中重庆境内江津莲花石、朝天门灵石、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最为著名，与奉节夔沱记水碑、丰都龙床石、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迎春石并称为川江七大枯水石刻。

1987年3月20日川江枯水期，长航职工谢全良在江北鱼嘴下游约4公里的蒋祠沱江边散步时，发现了一块外形像老鼠的石头，称之为“耗儿石”，上面刻有1051年前的枯水石刻。由此，川江有了八大枯水题刻。

八大枯水题刻中，据清乾隆和民国《巴县志》记载，重庆朝天门灵石是川江最早、最枯水位的石刻，位于朝天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水下石梁中部的石盘上，长约200米，上面凿刻着从东汉建武年间到清康熙年间，共17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因东晋义熙三年（407年）凿刻的《灵石社日记》而称之为“灵石”，也称雍熙碑、义熙碑、丰年碑。

涪陵白鹤梁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石梁，冬末春初枯水季露出水面。白鹤梁从唐广德元年(763年)所刻两条石鱼开始，有74个枯水年份的水位记录114段，是川江记载水文变化年份最多的石刻，迄今已逾1200余年，因此被誉为“长江上最古老的水文站”。这两条石鱼被称之为“广德鱼刻”或“唐鱼”，每条鱼36片鳞甲，一条口含莲花，一条口含灵芝。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州牧(刺史)萧星拱见“广德鱼刻”模糊不清，于是命石匠紧挨其旁边，重新凿刻了两条鲤鱼替代，每条也是36片鳞甲，一嘴衔莲花，一嘴衔灵芝。萧州牧重刻的这对鲤鱼水文价值最高，石鱼眼睛的海拔高程为137.91米，与当地零点水位的海拔高程相差甚微，以此推算出了1200多年来川江枯水的变化周期，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提供了水量计算的史料数据。

川江古人为何如此重视枯水石刻？民间流传，每年冬月至来年春季，川江枯水期水位越低，来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希望就越大。于是古人为了这个美好愿望，每遇低水位年份，便在江中岩石上一次次凿刻文字，再一次次期待低水位时石刻显露，获取丰硕的成果。

枯水题刻的“丰年意识”民俗文化，在涪陵白鹤梁、江津莲花石等石刻中表现都是一致的。涪陵白鹤梁在枯水时显露出来，古人有“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的经验之谈。

江津莲花石由36块大小礁石组成，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上面有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近800年间的枯水水位石刻，它常年沉于水下，仅在江水特枯年份的早春时节才露出水面。当地有民谣曰：“远看一朵莲，近看一石盘，冬春常出现，夏秋水底眠。”莲花石上的石刻有清道光癸未(1823年)的题诗：“预兆丰年岁，江心现碧莲。”《四川通志》中介绍莲花石“石不常见，见则年丰”。

2 枯水石刻露脸不一定是丰年

从东汉建武年间至今的近2000年里，朝天门灵石仅显露过十多次，100多年才让人们见一次它的庐山真面目。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灵石现身，全城百姓倾城而出，拥向朝天门，争先恐后观看。

灵石最后一次露脸是何时，众说纷纭。《长江上游航道史》记载，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庆丰年碑现”以后，至今300多年尚未发现有露出水面的记载。文物专家考证，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就再也无人见过灵石”。也有文史专家说，灵石最后一次露脸是1937年，这年重庆大旱，支流嘉陵江的很多地方可徒涉而过。船王卢作孚借鉴川路轮船公司经验实施的“川江枯水三段航行”，就是这个时期。这位文史专家主要是想告诉世人，灵石显露并不一定就是丰年。他还列举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灵石露出水面，这年却大饥；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丰年碑又一次现身，该年重庆又是大旱大灾。

1937年初春，涪陵白鹤梁的两条鲤鱼也露出水面。重庆地方史料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记载，这年“涪陵、彭水旱日久，田地枯裂”，并没有因石鱼出水而带来丰年好运。

2003年2月5日至9日，朝天门水位跌落当地零水位线下，文物专家认为是寻找灵石的最佳时机，于是组织人员在朝天门外的江边冲刷泥沙、挖掘探沟，但未发现灵石的蛛丝马迹。

3 川江最早洪水石刻在忠县

川江洪水石刻远没有枯水石刻那么著名，出现的年代也较晚，但数量却多达178处。

据文献记载，从西汉初至1986年的2000余年里，川江共发生较大洪水66次。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凿刻在重庆忠县东云乡汪家院子后面石壁上的“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涨去耳史二道士吹篪书刻以记岁月云耳”，是现今发现的川江主航道最早的洪水石刻记录。离汪家院子不远的选溪沟岩壁上，刻于次日的“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洪水石刻，文字旁边还标刻了一条水位横线。这年的川江支流涪江、沱江暴涨，涌入川江，造成宋代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根据当代洪水痕迹实测，汪家院子洪水水位为158.47米、选溪沟为156.35米。

忠县还有更多洪水石刻，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刻有“大明庚申加(嘉)靖卅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水到此”的记录，石宝镇山羊村岩石上刻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蕊”的文字。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又刻下“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查出大水碑继”的洪水石刻。

川江洪水石刻记录最多的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洪水，共90处，也是我国历史洪水调查中发现碑刻最多的一场洪水。这年7月中下旬，四川盆地及长江上游连降暴雨，川江出现特大洪水，巴南、涪陵、丰都、忠县、万州、奉节等地遭重创，洪水还致使洞庭湖区堤垸溃决，湖北枝江、公安等地被淹，为“数百年未有之奇灾”。这场洪水石刻仅在云阳就有6处，其中2处在川江支流磨刀溪的普安乡姚坪村境内和澎溪河的渠马镇王爷庙旁。渠马镇王爷庙的石刻距澎溪河汇入川江口约50公里，三峡库区蓄水后，淹没了这个石刻，由此可见当时的洪水之大。在云阳的6处洪水石刻中，张飞庙杜鹃亭后面石崖半腰上“大清同治庚午洪水至此”的记载，是其中颇有名气的。这场洪水水位涨至150.35米，云阳县城东、南临江部分房屋皆被冲毁，张飞庙的大部分建筑也被冲毁。

4 川江石刻传颂人文情怀

川江石刻除记录当地水文变化情况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诗、记、铭等文体和书、画艺术再现，这类石刻称之为题记、题刻，表现形式最为普遍的是书法作品，以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最为丰富，有的字大如斗，小如粟，有楷、行、草、隶、篆各体，有颜、柳、欧、苏等各派，异彩纷呈，甚至白鹤梁上还有一条蒙文题刻。

涪陵白鹤梁有各类石刻179条，绝大部分为文字。这些题记、题刻的作者达300多人，约12000字，荟萃了书法、诗文精品，不乏黄庭坚、朱昂、王士祯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寒冬，年少的我乘一叶扁舟，踏上了云阳龙脊石的石梁。它位于云阳县老城的江心，是一处长200余米、宽十多米的砂岩石，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龙脊石中部有个海碗大小的孔洞，传说是潜龙的肚脐眼，我好奇地伸手想在里面掏点什么，却全是河沙。旁人告诉我，以前上龙脊石的人，都要丢一枚铜钱在龙肚脐眼里面，从此不会有肚子痛的毛病。因为没有铜钱，我便丢了一枚5分的硬币进去。

石刻题记中常见的古诗词里，或许都包含着一个个悲喜才情的故事。江津莲花石上题有一首古诗：“买舟重到几江滨，烟水空蒙夜月新，回首琵琶歌舞处，翠钿冷落不成春。”诗的作者叫谢秋芳，弄清她题诗的背后故事，不禁潸然泪下。

相传明崇祯年间，貌美且多才多艺的泸州名妓谢秋芳，与在泸州做官的江津人杨生相爱。后杨生被诬受贬回乡，离开泸州时承诺，回乡凑钱为谢秋芳赎身。哪知过了一年，却不见杨生的踪迹，于是谢秋芳自己出钱赎了身，独自到江津寻找杨生，这才得知并非杨生薄情食言，而是他已在回乡途中郁疾而亡。悲恸欲绝的谢秋芳竟在莲花石跳江殉情，并留下了此诗。

后人又在莲花石上作诗，纪念谢秋芳的忠贞爱情：“琵琶声咽晚江滨，胜句留题石上新。名妓名花共今古，年年占得一枝春。”

（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