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辉

朝觐莫高窟，这个萦绕我心头数十载的夙愿，终于在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期间得以实现。彼时，我因受邀出席一场国际学术论坛，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而此次与莫高窟的相遇，恰似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时空的交织中，绽放出震撼心灵的文化光芒。

清晨的重庆还笼罩在嘉陵江的雾气里，宝顶山的石刻在氤氲中若隐若现。我站在大足石刻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前，那些镌刻在岩壁上的父母哺育婴孩的画面，突然让我想起千里之外的敦煌——那个在童年课本里就种下向往的地方。此刻，我即将踏上西行的航班，去完成一场迟来的朝圣。两个相隔千年的佛教艺术圣地，就这样在我的生命经纬上悄然交会。

飞机降落在敦煌机场时，西北炽烈的阳光如金箔般倾泻而下。通往莫高窟的路上，戈壁滩一望无际，远处的三危山在热浪中微微颤动。导游说，当年乐僔和尚正是看见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状若千佛，才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我想象着那个西行僧人的身影——他是否也像我此刻一样，被这片土地的苍茫与神秘所震慑？十六国的烽烟早已散尽，而那个开凿的瞬间，却永远定格在了公元366年的阳光里。

鸣沙山的沙粒在脚下发出细微的声响。这座由红、黄、绿、白、黑五色沙粒堆积而成的山丘，像一尊静卧的巨佛，将莫高窟环抱在怀中。地理学家说，这里的岩层是酒泉系砾石，疏松得无法雕刻，所以匠人用泥塑和彩绘代替了石刻。这让我想起大足的石质——坚固的砂岩让工匠能够将“地狱变相”中的每一根锁链都雕刻得纤毫毕现。不同的地质，造就了不同的艺术表达，却同样通向信仰的至境。

站在九层楼前，飞檐如翼，铜铃在风中叮当作响。这座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背后，藏着世界最大的室内泥塑佛像。当讲解员打开手电筒，35.5米高的弥勒佛从黑暗中浮现时，我的呼吸为之一窒。佛像的右手指向地面，这个被称为“触地印”的手势，据说是佛陀在证悟时召唤大地为证的姿势。1300年前的工匠们，用泥巴和麦草塑造的不只是一尊佛像，更是一个永恒的觉悟瞬间。我想起法国诗人克洛岱尔在《认识东方》中的句子：“在敦煌，时间不是消逝的，而是被收集的。”

在编号第45窟，盛唐的彩塑群像让我驻足良久。佛陀两侧的阿难与迦叶，菩萨的璎珞，天王的铠甲，每一处细节都流淌着那个黄金时代的气韵。尤其那尊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的菩萨像，腰肢微曲，眉眼低垂，泥塑的衣袂竟能表现出丝绸的垂坠感。讲解员轻声说，这些彩塑的颜料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印度的朱砂、西域的绿松石。忽然明白，这不只是一窟佛像，更是一条凝固的丝绸之路。正如张大千当年临摹此处时所叹：“敦煌壁画，上承汉晋，下启宋元，是中国绘画的基因库。”

在藏经洞前，阳光斜斜地照在王圆箓的塑像上。这个面容愁苦的道士，在1900年那个闷热的午后，无意间叩开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发现之一。五万余件文书、绢画从此流散世界各地，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斯坦因、伯希和的驼队早已远去，但洞窟墙壁上那些供养人的画像依然清晰——他们穿着于阗的锦袍，粟特的胡服，汉地的襦裙，脸上带着相似的虔诚。这些无名氏用金粉描绘的眉眼，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众生相。

午后最炽热时，我躲进数字展示中心的暗影里。球幕影院正在播放《千年莫高窟》，当计算机复原的壁画如星河般在头顶流转时，那些剥落的金箔重新闪耀，褪色的朱砂再度鲜艳。科技让被时间磨损的美重新显影，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物保护？想起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同样看到过利用三维扫描技术复原的大足石刻细节。两个相隔千里的文化遗产，在数字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黄昏时分，我独自坐在宕泉河边。对岸的莫高窟渐渐隐入暮色，只有崖壁上的洞窟像无数双眼睛，静静凝视着流逝的时光。一只夜鹭掠过水面，惊起一圈涟漪。此刻的大足应该正飘着细雨吧？宝顶山的石刻在雨水中会泛出青黑的光泽。两种截然不同的气候：敦煌的极端干燥保护了壁画，大足的湿润滋养了石刻——却同样守护着文明的记忆。

夜幕降临，沙漠的星空格外璀璨。那些星光，有些可能来自乐僔和尚开窟时的夜空，有些照耀过张大千临摹的油灯，现在又落在我这个重庆来客的肩头。季羡林先生说：“敦煌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处。”而此刻我忽然懂得，大足与敦煌，就像长江与黄河，用不同的水系滋养着同一个文明的精神高原。

回程的飞机上，翻看手机里并排拍摄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大足“牧牛图”中憨态可掬的牧童，一张是莫高窟“反弹琵琶”的飞天。一个扎根土地，一个翱翔天际；一个诉说人间烟火，一个描绘极乐净土。这两种美学取向，最终都在讲述同一个主题——人类对美好的永恒追寻。或许，这就是文化遗产最深沉的情绪价值：它让我们在时空的错位中，突然触摸到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舷窗外，云海如敦煌壁画上的浪花般翻涌。我知道，当飞机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时，潮湿的雾霭会立刻包裹上来。但我的行囊里已经装满了鸣沙山的沙粒——它们会在重庆的雨季里，继续发出细微的鸣响。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