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

谢唯进（1899~1978年），名芝祥，号用常，重庆璧山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留学英国、德国。1925年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10月，受中共派遣，加入由共产国际主持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国际纵队。1940年回国，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抗战胜利后，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停战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工程部政治委员、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10月病逝。

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生涯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百年前，周恩来还专门赠送他一部徕卡相机，这部相机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用它记录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

他在巴黎见到了周恩来

1923年，谢唯进离开英国前往德国。途经法国时，他获悉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这一消息让他无比兴奋，于是兴冲冲赶到周恩来在巴黎的住处——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一个名叫海王星的小旅馆。

比谢唯进年长一岁的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谦和平易、博学多才在大家口中相传。周恩来是谢唯进非常敬重的人，一直渴望能有机会认识。周恩来比谢唯进晚一年来法勤工俭学，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1922年6月初，周恩来与赵世炎、刘伯坚等在巴黎近郊的布洛涅森林公园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周恩来，正在负责《少年》的编辑工作，而谢唯进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街头寻了好久，他终于找到了海王星旅馆。

谢唯进走进房间，发现房间很小，五六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具。谢唯进难以想象，这里不仅是周恩来的住所，也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机关所在地和《少年》杂志的编辑部。谢唯进被深深震撼。

周恩来知道谢唯进一直在向欧美华人和勤工俭学的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用笔名“允常”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赤俄最近之经济状况》，他对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颇为赞赏。两人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缘。话题从学习、工作，到家庭、生活，聊到国内形势与世界形势，聊到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告诉他，要为一个衰亡民族找到一条真正的复兴之路，“我辈，当万死以赴，拨开迷雾，寻找到真正的希望和革命。实现中华之崛起，是我一直的理想。”谢唯进听周恩来这么说，内心非常激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谢唯进是从父亲那张充满焦虑、不曾舒展的脸上看到的。送他到上海南洋中学求学，父亲一直嘱托：此去不是享受，也不是简单的念书，你应去寻找一条光明的道路。父亲所说的道路，不一定是指为国为民的路，但一定不是简单的人生之路。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谢唯进的视野不断打开，思想不断提升。《新青年》宣扬新文化，高举起科学和民族的大旗唤醒了他，也唤醒了很多与他一样的青年学子，和谢唯进一起留学的年轻人，不约而同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来国外这几年，谢唯进从来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深入欧洲底层人民的生活，体会他们的疾苦，同时看到世界人民的不易和抗争，看到更多人性和阶层的丑陋，他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周恩来送他一部徕卡相机

两人都非常激动，在房间恣意畅谈，不知不觉中，城市暮色降临，灯火点亮。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几个年轻人笑呵呵地走进了房间，原来是李富春、邓希贤（邓小平）、傅钟等人来了。

“来来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四川的谢唯进。”周恩来介绍道。年纪最小的邓希贤走过来热情地拉住谢唯进的手，用四川话和老乡打起了招呼。旁边的李富春笑着介绍，邓希贤是四川广安的，字写得很漂亮，主要负责刻蜡版，是名副其实的油印博士啊。

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大家：“这里是我们聚集的地方，李富春、邓希贤都参与了办刊工作，他们都是编辑。”邓希贤说，周恩来不仅要负责编辑、发行，还是主要撰稿人，每天最辛苦！李维汉接过去说：“你看，他还要负责拍照。”

一部崭新的相机，放在桌子上。其实谢唯进从进门就注意到了，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相机，但凭直觉这部相机一定价值不菲，因为在那个时候能买得起相机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这可是恩来花了血本买下的。”大家拿起相机，轻轻摩挲，细细地看了起来。这是一部徕卡135相机，外形简洁大气，是世界上最早使用25毫米电影胶片的小型相机，相机银灰色的金属泛着明亮的光泽，与黑色的皮质外壳完美结合，看上去小巧精致。

谢唯进小心拿起相机，仔细地摩挲着。周恩来问他喜欢摄影吗？谢唯进说当然喜欢，因为他家就是开照相馆的，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摄影。“这相机可是恩来同志的最爱。”一旁的李富春说道。

周恩来心胸宽广，有着远大的理想，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身边聚集了大批先进青年。

二人分别后，也有书信往来，结下了一生的情谊。

后来，赵世炎带着12位同志去苏联学习，周恩来接替赵世炎，成为《少年》（1924年2月，改为《赤光》）杂志的主编。

1924年7月下旬，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根据组织安排，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的周恩来带着重要使命，登上回国的轮船。

因为工作需要有同学留在欧洲，继续宣传中国的革命状况，同时把欧洲先进的思想传递回国。于是组织决定，沟通能力、语言能力和宣传能力俱佳的谢唯进留在欧洲，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谢唯进虽也很思念亲人，渴望回到祖国，但是党的需要高于个人选择，于是他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了欧洲。

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徕卡照相机送给谢唯进，并嘱咐他，旅欧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除了笔，相机用得最多。要多拍照片，影像记录比文字有时更具有说服力和真实性。“相机在你手里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会拍下更多有价值的照片。”

谢唯进双手接过相机，看着周恩来那双充满信任的眼睛，不知该怎么表达，眼眶湿润了。双手紧握，四目相对，赤胆忠心的温度在掌纹间传递。

他用相机记录无数历史瞬间

谢唯进知道这部相机的分量，更明白这是一份嘱托与誓言。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唯进一直将这部相机带在身边，视若生命，用它记录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

相机承载着战友间的信任与期待，更深藏着两位革命者“为改变中国而奋斗终身”的忠诚密码。特别是1936年，谢唯进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派，作为单亲父亲，虽对儿子千般不舍，但还是立即交接工作奔赴前线，展现出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战场上，谢唯进（化名林济时）总是一手扛枪，一手拿相机，记录国际纵队战斗浴血奋战的场景，他的镜头语言始终遵循周恩来的嘱托，用影像为历史作证；即便在周恩来逝世之际，谢唯进仍带着这部相机，用镜头记录下送别伟人的历史时刻，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忆。

谢唯进去世后，遗物交给养女谢进珍。那时的谢进珍不完全了解父亲留下来的那些文物和资料的重要性，但想到这些东西父亲视若珍宝，无论如何一定要保管好。这部徕卡相机，虽历经几十年时光，外壳略有磨损，但依旧能使用。谢进珍虽有不舍，但反复思量，还是在1980年将相机等文物交给了原成都军区，后转至中国革命博物馆（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现在，这部珍贵的老相机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静静诉说着两位革命者一生不渝的真情，以及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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