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

重庆开州麻柳乡手攀岩摩崖石刻的裂痕渗着清道光年的墨渍，苔衣之下，清光绪禁令正与现代村规悄然接榫。当村民蜷曲的指节叩醒岩壁，二百余年前的乡约便自岩脉渗出，在青石苔痕间蜿蜒成溪，映照着今朝乡村治理的八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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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多年前的石刻深嵌崖壁

开州北部山区的山脉还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我已随着开州文物普查队来到了麻柳乡四坪村一组的手攀岩。当我攀着藤蔓贴近那道约十平方米的石刻时，指尖触及的不仅是凹凸的铭文，更像触摸到了两百年前乡民们滚烫的呼吸。

南侧清道光石刻深嵌于灰褐色崖壁，石刻凿痕凌厉如刀，刻面浮动着“张氏捐银五两”“李氏献粮三石”的残影，每个字都像被岁月磨亮的铜钱，沉甸甸地嵌在时光深处。北侧清光绪年间的石刻则如悬于云端的铁律，“以警将来”四字劈开青苔，其下“偷菜游街”“伐木送官”的条文列队森严，恍若看见戴枷的乡人正拖着影子从字缝间蹒跚走过。

崖下溪水漫过圆润的卵石，那也许是当年运石修路时滚落的石料。溪畔野棉花开得恣意，粉白花瓣落在村民自筹修建的村级公路水泥裂缝里，与清光绪年间骡马蹄印叠成双重曝光的历史底片。此处地势堪称天造地设，观面山西段南坡如巨掌合围，将海拔1486米的凉水坪雪水引作溪流，灰棕紫泥土与红棕紫泥土在年均17.3℃的润泽中发酵，终将崖石刻成文明的印痕。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无人机光束扫过崖壁时，光斑掠过，沉睡的契约文字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南面石刻捐资名录与北面石刻惩戒条款，一柔一刚，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乡约的基石。清道光年间42户乡民以血脉为经纬，编织出“十户联保”的筹款网络；清光绪年间的惩戒体系则如青铜剑悬顶，剑穗上悬着“合團公立”的民主砝码。

文物普查队的考古刷子轻轻拂过“昼夜皆禁”四字，扬起的微尘，仿佛夹杂着清光绪四年的霜气，悄然落在普查队员的防护口罩上。这一刻，今人的守护与昔日的规约，在尘土中无声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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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錾书写鲜活生动的“法典”

清光绪四年，当乡民们于崖壁之上镌刻下“合團公立”这几个字时，恐怕不会预料到，百余年后的同一方土地，竟会孕育出蜚声全国的“麻柳乡八步工作法”。前者以石头为契，后者则以民众为本，二者在历史的长河中遥相呼应，共同见证着开州大地上一脉相承的自治血脉。

在大巴山南麓的麻柳乡崇山峻岭之间，从清道光年间的“捐银五两、捐粮三石”的功德碑，到清光绪年间的惩戒条款，乡民们凭借手中的铁錾，在崖壁上书写出相较于《大清律例》更为鲜活生动的法典。

我曾于麻柳乡的档案室中，目睹过那本泛黄的会议记录：1999年3月17日，兴坪村召开第七次群众大会，煤烟熏黑的墙壁上，用粉笔写的修路方案修改稿一层层堆叠起来，像敦煌洞窟里的壁画那样密密麻麻。当第286户庄重地按下红手印之时，老文书忽然手指窗外，说：“你们看，这红手印的纹路，和光绪年间合團公立碑上的捐资名录是不是很像？”众人哄笑间未曾察觉，此刻正有古老的文明密码在民主程序中悄然彰显。

那些田间地头长出的“八步工作法”，用民主程序将村规民约编织成经纬。当现代议事规则里的“户户签字公决”与青石古碑上“合團公立”的落款在百年时空中遥相叩问，我们才惊觉：那些镌刻在石碑上的乡规民约，原来早已在黄土里埋下传承的根系。

这种穿越时空的治理智慧，在麻柳乡修建双河口大桥之时，达到了高潮。1998年，乡民们因担心干部贪腐而拒绝修桥，乡党委当即采取“调整领导小组，加入村民代表”“按户退还结余资金”的举措，重现了清代石刻中“捐资修路、账目公示”的传统。而“八步工作法”中“普通村民占据工程领导小组50%”“资金交由群众代表管理”的条款，更是与光绪碑“钱物由合圃公管”的规制如出一辙。

正如余秋雨在《山河之书》中所言：“文明的密码往往隐藏在最为朴素的生存智慧之中。”当代学者对于“八步工作法”那高达85%公决通过率的制度设计惊叹不已，而清代的乡民早已凭借“偷菜者游街”的惩戒机制，达成了类似的效果，二者皆是借由高门槛的共识，倒逼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只不过前者运用的是签字簿，后者倚靠的是铁錾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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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约准行”达成官民共治

“重者送官”四字，揭露了清代基层治理的天机。

光绪七年的一桩奇案堪称经典注解：乡民王老五盗伐禁林，族长依规游街示众后，却被连夜押送县衙。知县朱批“既已辱之，何必刑之”，竟将人犯发回本乡。这种“踢皮球”式的判例，恰似官治与乡约的探戈：朝廷乐见民间规约省却刑狱之烦，乡绅则需要官威为自治背书。

在比邻的四川省万源县石窝场张氏大院里，这种权力平衡术达到精妙之境。正厅“天地君亲师”牌位金光璀璨，偏房的契约墙上却贴着“碾房收益七成归公”。当广东客商质疑公私混淆时，族长轻叩壁上暗格，取出的不是账本，而是盖着县衙大印的“乡约准行”批文。原来朝廷早在同治年间，就将部分征税权让渡给了民间自治组织。这种心照不宣的权力交割，让《大清律例》在川渝群山间化作了柔韧的蛛网。

这种官民共治的智慧在移民社会中得到强化。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让各省会馆如禹王宫、南华宫等遍布乡野。会馆既供奉原籍神明维系乡谊，又通过“议禁伐林”“共修水利”等公约参与地方治理，恰似民间版的“保甲制度”。而麻柳乡石刻中“昼夜皆禁”的森严，与竹溪镇赖氏宗祠“孝悌和睦”的家风碑、石窝场张氏兄弟院落的神龛雕花，共同构成了清代川东“皇权、族权、绅权”的三重协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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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碑组合”填补实物证据链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推进，让这些散落山野的文明碎片得以重新拼合。在麻柳乡石刻被发现前数月，普查队员已在竹溪镇团凤村发现赖氏宗祠的三块家风碑，其“禁止酗酒”“孝悌传家”的条款，与此处“偷菜游街”的惩戒形成道德教化的内外双轨；而石窝场荔枝古道的乡贤院落中，张氏兄弟将碾坊、油坊、长工房按风水格局错落排布，又与石刻体现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勾勒出“乡土技术”与“礼法秩序”交织的农耕文明图谱。

尤为珍贵的是，此次发现的“双碑组合”填补了清代基层治理的实物证据链。南侧道光石刻记录的“张氏捐银五两”，恰与《牧令书》中“乡约经费由士民公举捐输”的记载互为印证；北侧光绪碑“合團公立”的落款，则暗合《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前夜民间自治的先行探索。当现代学者争论清代乡约是否沦为“百姓头上的老爷”时，这两方石刻给出了更复杂的答案：既有“带刀乱砍林木者送官”的硬性约束，也有“筹钱修路、按户退款”的柔性协商，恰似黄岩院节孝牌坊与道台院子木雕共存的刚柔之道。

这种治理智慧在现代迸发出惊人活力。1999年和2018年修建村级公路时，麻柳乡创造性地将“八步工作法”与石刻传统结合：工程资金使用明细仿照道光碑捐资名录刻于文化墙，环保条款则参照光绪碑禁伐令制定。当最后一块路缘石落定，村民们自发在古道旁竖起新碑，阴刻的“二维码”下方，静静链接着存储在“云端”的每一笔收支明细，阳刻的“合團公立”四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数字时代与传统乡约的这次握手，完成了从石刻到云端的文明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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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清代乡约活化石

暮色漫过麻柳乡时，崖壁上的石刻与乡政府大楼的LED屏开始交替闪烁。“以警将来”的凿痕在夕阳中泛着血痂般的暗红，而滚动播出的“共建美丽乡村”标语正将青光泼向山谷。穿行在这片光影交织地带，我突然想起余秋雨在《寻觅中华》中的追问：“文明是庙堂里的青铜鼎，还是乡野老妪鞋底的泥？”

麻柳河边捣衣的妇人用木槌敲打着答案。她身后是光绪年间垒砌的古道，身前是“八步工作法”修建的便民桥，捣衣声空咚空咚地震落崖壁松动的石屑。那些坠入溪流的碎屑里，或许正携带着“张氏捐银五两”的笔画残片，它们将在下游的砂石厂被打磨成建材，最终砌进某栋村民新居的墙基，就像所有伟大的文明基因，最终都沉默地活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子里。

从道光年的捐资碑到现代的“八步工作法”，从光绪年的禁伐令到当代乡村治理五治体系，麻柳乡的崖壁始终矗立成文明的丰碑。当第四次文物普查的灯光照亮这些契约文字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清代乡约的活化石，更是解读中国基层治理智慧绵延不绝的古老源泉。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是先民们留给大地的掌纹，也是现代人寻找治理智慧的密码，在这本石铸的典籍里，自治精神从未老去，它只是随着时代变换载体，从摩崖石刻走向村民议事厅，从乡规民约升华为治理体系，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