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军

老远，就看见一个蹒跚的身影在烈日下的茶埂间浮动。热浪像无数条隐形的绳索，将整座茶山捆得密不透风，地面蒸腾的热气翻滚如跳动的火焰。友国摁下车窗，热浪瞬间灌了进来，他探头望了一眼便迅速缩回：“是他，远幸叔！”

车刚停稳，我们仨便朝着那株半人高的茶树走去。远幸叔斜倚着茶树，重心全压在左腿上，身子像被无形的手抻得笔直。见我们过来，他恬淡的目光里泛起细碎的光。友国快步上前扶住他的左肘，他却腾出右手与我相握——左手掌心摊着的茶叶嫩芽在阳光下泛着玉色，先在我们眼前轻轻一晃，随即凑近鼻尖深吸，指节一弯，那片嫩芽便落进嘴里。嘴唇翕动间，仿佛有清苦的香气顺着微风飘过来。

“再这样晒下去，这坡茶叶今年怕是要绝收了。”远幸叔缓缓转身，右臂在面前画了个半圆，将整坡梯状茶山揽入怀中。阳光正顺着他的指尖滑向茶丛，那些卷曲的叶片忽然让我想起《万历野获编》里的记载——500年前，就是这样的叶子，让朱元璋宁可斩了驸马欧阳伦也要守住，让西藏僧人绕道千里也要寻来。

无论如何解释赶路的缘由，远幸叔都执意要我们去家里坐坐。“大老远来，喝口我泡的口粮茶再走。”他一瘸一拐地领路，痛风的右腿每落一步，都像在叩击大地的脉搏。“人倒霉时，喝凉水都塞牙。”他自嘲着，指节叩了叩膝盖，“偏在天干物燥的节骨眼上，这老毛病又犯了。”

远幸叔的家，在山湾里的仙溪保，属四保贡茶的核心地界。穿过茶梯间的小径时，我忽然明白这片土地为何被叫作“仙溪”——嘉庆《安化县志》里说，这里的溪水流过之处，曾有仙人隐居。偏房被隔成两间，里间灶台的烟火气与外间实木家具的香气混在一起，桌上几套茶具泛着温润的光。远幸叔烧水的动作因痛风有些迟缓，指尖却精准地掠过茶荷、茶匙、公道杯，活像在操作一套精密的仪器。这让我想起光绪年间的《大桥保贡茶册》，那些记载着向氏先祖制茶的字迹，仿佛正从他指缝间渗出来。

“祖祖辈辈都跟茶叶打交道。”远幸叔将第一泡茶汤注入公道杯，琥珀色的液体里浮动着细碎的光，“打我四岁起，就在黑茶作坊里钻。”他说这话时，喉结动了动，像是在吞咽那些弥漫着茶香的岁月。鲜叶采摘要赶在谷雨前的晨露里，杀青的火候得像掂量黄金的成色，揉捻的力度要恰好让茶汁渗出却不破叶膜，渥堆时的湿度要像呵护初生的婴儿——这些从明代就定下的规矩，在他口中轻描淡写，却字字都带着分量。

“你看这茶梗里的金丝。”远幸叔捏起一片叶底对着光，“当年朱元璋喝的，就是这样的芽尖。”我忽然想起孙国基在《中国黑茶之乡》说过的话，四保贡茶的二十二斤芽尖，曾是要用明黄包袱裹着，随奏本一起送进宫里的。远幸叔忽然笑了，嘴角的纹路里盛着阳光：“汤显祖写‘黑茶亦何美’，他哪知道，这茶里藏着多少人的日子。”

年轻时远幸叔在茶厂守渥堆，霉味与茶香在潮湿的空气里纠缠。困了就靠在茶堆旁打盹，醒来继续记录温度变化。那时没有仪器，全凭指尖的触感与鼻尖的嗅觉，就像他的祖辈们，在没有《保贡卷宗》的年代，凭着心口相传的规矩制茶。“茶叶是入口的东西。”他忽然严肃起来，指节叩了叩桌面，“自己喝着安心，别人才能放心。”这话，让我想起林之兰在《明禁碑录》里的申诉，原来五百年间，茶人守住的从来不仅是手艺。

最让人动容的是远幸叔对传承的执拗。儿子凤龙警校毕业后本已分配到省城的派出所，却被他硬生生拉回来学制茶。“有人说我犟。”远幸叔往我们杯里续茶，茶汤在杯底转着圈，“可这手艺是祖宗传下来的，到我这儿断了，就是罪人。”《向氏族谱》里那些名字——向重山、向生云、向宣声——十多代作古的黑茶传承人，忽然在茶香里活了过来，他们不都像远幸叔这样，在一片叶子上耗尽了一生吗？

返回茶山时，夕阳正将远幸叔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弯腰抚摸茶树的动作，与史料里记载的茶农采摘姿态重叠在一起。那些刻在廊桥石碑上的茶商姓名，那些写在《安化县志》里的贡茶记录，原来都化作了这山间的风，在他与茶树的低语中流转。

告别时，远幸叔站在路口挥手。他的身影在暮色里渐渐缩小，却像一座山那样稳重。我忽然懂得，他哪里是在一片叶子上行走？他分明是走在一条从明代延伸而来的茶路上，每一步都踏着祖先的脚印。那些被他嚼碎的嫩芽，那些在他指间流转的茶汤，早已不是普通的草木，而是五百年岁月酿成的琥珀，在时光里闪着温润的光。

车开出很远，回头望去，那片茶山已浸在暮色里。但我知道，只要远幸叔这样的人还在，只要那二十二斤贡茶的故事还在流传，这片叶子上的行走，就永远不会停歇。就像明代的马帮曾踏过的茶马古道，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在茶人的血脉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