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次在国内公布了731部队原队员——胡桃泽正邦的完整版口述证言视频资料。

长达83分钟的视频中，胡桃泽正邦对731部队进行人体解剖和人体实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即《731部队留守名簿》中记载：胡桃泽正邦，1913年5月25日生人，1944年5月31日任技师助理，1993年在日本去世。视频资料中，他也同时承认了在得到人体实验的数据之后，731部队开始大量生产细菌战武器，并在中国南方实施了细菌战。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原队员胡桃泽正邦说：“在发动细菌战之前，一天要生产两吨细菌。生产之后，就要像火药一样装好；装好后，马上就应用于轰炸。曾用于对重庆、武汉的轰炸，就像直升机给田地消毒洒药剂一样。”

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说：“他们觉得这种细菌武器的方式有极大杀伤力，可以迅速完成对外侵略。731部队的细菌战表面上是配合常规部队完成作战的一种手段，其实在实施过程中，一方面是军事力量进行军事攻击，同时也有对平民实施的伤害。”

1925年，包括日本在内的37个国家曾在日内瓦签订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但侵华日军却打着防疫给水的名义，进行着以细菌战为目的人体实验，并多次发动细菌战。

胡桃泽正邦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就是731部队，也就是和陆军军医学校有关的部队。731部队虽然做的是细菌学相关工作，但打的幌子却是防疫给水部，表面上称提供无菌无毒的水是该部队的任务。我们之所以从日本到满洲是因为，进行细菌学的研究在日本是不好的，不能造成日本的传染病流行。我成了满洲的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的研究员，之后进入731部队。”

金士成说：“伪满大陆科学院当时是一个伪满洲国的科学组织，胡桃泽正邦能够通过伪满大陆科学院进入731部队，可以证明伪满大陆科学院与731部队之间是有人员往来的，他们之间是有互助合作的。日本国内的医科院校、大学医学部和731部队都有业务往来和人才流动，所以731部队就是日本医学界对外侵略的大本营和指挥中枢。731部队是国家动员与个人意志迎合的一种综合体，这说明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这份视频资料是胡桃泽正邦1991年8月在一次展览上揭露731部队罪行的影像，后被日本民间和平团体保存。2024年8月，该馆在日本731问题研究专家原文夫处征集而来。

金士成说，视频中“禁止对外泄密，甚至不能告知家人”“我妻子不知道我是干解剖的”等信息，反映了731部队的高度保密性，也解释了其罪行被长期掩盖的原因。

据央视新闻

这批藏于重庆北碚的档案

揭露日本侵华早有预谋

在北碚区档案馆内收藏着一批珍贵档案，确切无疑地显示，日本侵略者早就有吞并中国的野心。

7月7日，在“七七事变”88周年之际，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调研员冯琰揭开了这批档案背后的史实——源自日本的这些档案充分证明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早有预谋、蓄意制造的。

这批档案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碚区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制的《最近的东亚形势图解》（以下简称《图解》），尺寸110厘米×78厘米的《图解》为中日双语彩色地图，其上各国大使馆位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兵力分布、数量、武器装备，中国军用机场具体位置、重点防御地带、交通干线、重要跨境军需联络线等都被详细标注。

此外，其上还用漫画的形式，详细标注了中国各省区矿产、物产资源。其中，四川的标注物产为大熊猫，重庆以及江津、万县（今万州）、石柱、涪陵等的位置也在图中被详细标注，并对重庆标有“防备”标识。

“这张图充分暴露了日本吞并中国领土，掠夺中国资源的野心蓄谋已久。”冯琰介绍，实际上，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就从国内派出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秘密潜入中国广大地区，编制地形图，调查各地资源物产，秘密收集国共两军兵力配置及部署，刺探中国军事情报，为全面侵华做了大量准备。

这张名为“东亚形势图”的地图实则是一份测绘详细、标注细致的军事地图，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日本早在1937年初就做好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军事准备。

指着馆内收藏的另一份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前日军绘制的《卢沟桥地区形势地图》，冯琰说，这张图详细注明了卢沟桥附近地区地理状况、交通干线、中日军队部署及日军演习区域。图上清晰显示日军军事演习时肆意扩大范围，将中国军队驻地划入演习区域，逼近卢沟桥战略重地，从三个方向对卢沟桥形成包抄夹击态势，无底线向中国军队进行挑衅。

随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证明，日本侵略军确实是图谋已久，有备而来。

7月8日凌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7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增调日本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参战。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

随后，日军大举南下侵略中国。

（本文图片均由北碚区档案馆提供）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重庆有座老建筑因“七七事变”而得名

7月7日，是“七七事变”88周年纪念日。可你知道吗？在重庆，有一座老建筑是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得名。它就是位于重庆大学A区内的“七七抗战大礼堂”。

7月7日，沙坪坝区文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座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得名的建筑，不仅是那段烽火岁月无声却坚韧的见证者，更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学府西迁办学、弦歌不辍的丰碑。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为保存教育火种，当时的顶尖学府国立中央大学被迫踏上艰辛的西迁之路。危难时刻，重庆大学慷慨借出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为流亡师生提供了栖身之所。

在重庆各界的鼎力支援下，中央大学师生于松林坡迅速搭建起简易校舍。重大退休教师杨盛祥回忆，这些校舍仅为“架柱顶梁，以竹筋为墙，内外敷以灰泥”，厚度不及两寸，屋顶仅铺瓦片，条件极其艰苦，仅能勉强遮蔽风雨，堪称“陋室”。

1938年，为了满足基本的教学集会需求，一座相对“标准”的建筑在松林坡麓与柏树林男生宿舍之间的平地上拔地而起。

据《中央大学校友通讯》记载，这是一座可容纳1200人的砖木结构大礼堂，成为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后“唯一一座较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

为铭记民族苦难的起点——“七七事变”，它被郑重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堂”。这座礼堂的落成，犹如在烽火硝烟中点亮了一盏精神灯塔。

作为当时校内最体面的建筑，七七抗战大礼堂自然成为重庆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抗战形势严峻，民众心中阴霾笼罩。关键时刻，两校“中苏问题研究会”力邀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前来演讲，以廓清迷雾，凝聚人心，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步入七七抗战大礼堂。现场盛况空前，上千名两校师生、工人及外校青年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以《第二期抗战形势》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讲，有力批判了“速胜论”与“亡国论”的谬误。

此后，这座礼堂成为汇聚民族精神与智慧的重要讲坛。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以及国内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马寅初以及郭沫若、老舍、曹禺、冯玉祥等中外名流都曾在此发表演讲或参观访问。

即使在日军对重庆实施惨烈大轰炸、重大部分校舍被毁的时刻，七七抗战大礼堂也屹立不倒，成为不屈精神的象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