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文

如果人生需要确立一个宏大的理想，我会说，我想当兵。

七岁那年春节，表哥带着新婚妻子来拜年。院子里还留着昨夜燃放鞭炮留下的碎屑，红得晃眼。父亲把我从身后拉到身前说：“快叫哥哥和嫂子。”我攥紧衣角，羞得不敢抬头。

表哥一身草绿色军装，肩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他迈正步走来，从口袋掏出一把裹着透明糖纸的水果糖塞进我手里说：“弟弟，好好读书。”糖果给了我胆子，我立刻活泼起来。伙伴们顶着光溜溜的脑袋围拢，目光盯在表哥的口袋上。表哥笑着每人又分一把，还用宽厚的手掌挨个摩挲他们的头顶。我们攥着糖疯跑到院坝角落，蹲在青石板上猜拳，把糖果重新分配，甜丝丝的味道混着笑声飘得很远。

表哥走后，我拽着父亲的衣角说：“我想当兵，因为当兵有好多水果糖。”父亲笑着解释：“糖是你表哥结婚时托人买的，不是部队发的。”可我心里认定，当兵=有糖，“当兵”两个字就此埋下种子。

十岁那年夏天，雨水多得像是从天上倒下来。邻居张大哥要去南方做生意，把宝贝留声机寄放在我家。黑色铁家伙带着铜喇叭，张大哥教我：放黑胶唱盘，摇把手上弦，再把唱针落在纹路里，咿咿呀呀的歌声就飘出来了。这新鲜玩意像块磁石，把周围院子的人都吸了过来。平时冷清的堂屋门庭若市，大人们围着听戏，孩子们挤着看热闹。母亲天天抱怨瓜子和花生壳把堂屋踩得一片狼藉。

一天清早，我想趁伙伴们没醒，准备用留声机放《东方红》叫醒他们，可机器怎么也不响。正急得团团转，院外传来喊声：“表叔，听说留声机坏了？我来看看。”来的是美大哥，在云南边陲当兵，正好探亲回家。他穿着洗白的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三两下拆开机器说：“电池过期了。”原来他在部队学了修理，是班里的“万金油”。换上新电池，留声机重新响起。我望着他的背影暗下决心：等我十八岁，也要去部队学一身本领。

为了中考，我告别伙伴，在煤油灯下埋头苦读，像一叶孤舟在书海里前行。动力源自父亲的话：“表姐夫在部队汽车班学会了开车，复员后被县政府司机班录用，成了村里第一个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的人。”原来部队还能学开车！我更想当兵了，想握着方向盘驰骋在大江南北，看看表哥说的雪山，看看美大哥守的边境。

终于十八岁，我的鼻梁上架起了笨重的眼镜。路过镇武装部时，我鼓起勇气走进去。王部长热情地倒了杯热水，让我看视力表。我连最上面一行都看不清，他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想法好，但视力不达标，怕是当不了兵了。”我灰溜溜地回家，对着眼镜懊恼不已。

我终究没能穿上军装，但军人的模样早已刻进心里。表哥的军装、美大哥修机器的样子、表姐夫开车的背影，总在脑海里浮现。我知道，军人不只是有糖果、学本领那么简单，敢于牺牲、无私奉献是他们的誓言，赴汤蹈火、保家卫国是他们的使命。

如今每次看到穿军装的人，我都会多看几眼。他们的身影，在我心里永远挺拔。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