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

雨后的红岩煤矿弥漫着潮湿的煤屑味，我踩着青苔爬上煤矿的老坡。斑驳的红砖墙上，“安全生产”四个红油漆字早已被风雨啃得只剩轮廓，像极了父亲晚年日渐模糊的背影。

记忆里的清晨总裹着薄雾。父亲的永久牌自行车铃铛声是我的闹钟，他总是轻轻地在车把上挂上铝制饭盒，拿上白色的棉布旧手套，对我说句：“庆儿，走了哟。”随着木门关上的吱嘎声，老街上场口的窄石板路上也响起此起彼伏的车铃声。到红岩煤矿的路，是一条流动的星河——蓝布工装的洪流里，自行车辐条转得比阳光还热烈，男人们的笑骂声、女人们的叮嘱声混着矿灯的微光，把四五十分钟的路程焐得滚烫。

矿区食堂的蒸汽总是不停歇地漫过围墙，滋养着进进出出的矿工们，戴着矿灯穿着帆布服的叔叔们排着队，搪瓷碗碰撞的声音里，藏着一个时代最扎实的幸福。食堂里的保健馒头是用特级面粉做的，个头比孩童的脸蛋还大，咬下去软软糯糯，能尝到淡淡的清甜味。父亲总说那是矿上给工人的福利，扛得住井下八个小时的力气活。他从不舍得自己多吃，装饭盒的蓝布袋里常常留下一个带回家，有时还会多塞一根麻花，麻花上的芝麻粒总沾着他掌心的温度。

变故来得比矿洞里的暗河更突然。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冬天，广播里的通知像一块冰砸进沸腾的食堂。“分流”“停产”“关矿”这些陌生的词，随着飘落的枯叶钻进家家户户的窗缝。那天父亲回来时，饭盒是空的，自行车铃铛也不响了。他坐在煤炉边抽烟，火光在他布满老茧的手上跳，烟圈里浮出的，是我从未见过的茫然。

但生活的齿轮从未真正停转。下岗后的第一个春天，父亲和也下岗的母亲一合计，把自行车改成了载货的架子车，车上载着天然气罐和一口大铁锅。每天天不亮就在21队长途汽车站门口揉面、包馅、炸饼，遇到长途汽车经过时，他总是端着装饼的簸箕在车窗下叫卖。有次我跟着他去进货，看到他弯腰搬面粉时，后腰露出的旧伤疤痕——那是年轻时井下被落石砸的，此刻在晨光里像条沉默的河。“爸，歇会儿吧。”他直起身抹了把汗，笑纹里还带着矿上的爽朗：“这点活儿，比井下轻松多喽。”

综合菜市上总遇到熟面孔。王叔叔开起了手工米粉铺，李阿姨摆了个蔬菜摊，他们见了父亲总会递根烟，聊聊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谁家又添了孙子。曾经的矿工们，把井架上的韧劲揉进了生活的褶皱里。有次我看到父亲帮张伯伯修三轮车，两个头发花白的人蹲在地上，手里的扳手转得比当年拧矿灯还熟练，阳光落在他们佝偻的背上，竟比当年的矿灯还要明亮。

父亲走的那年，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除了一本所剩无几的存折，还有一张奖状——“红岩煤矿机电队劳动模范”，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饭票，上面印着“保健馒头 二两”。忽然想起最后一次陪他回矿区，他指着斑驳的厂房说：“你看，这墙还结实着呢。”原来有些东西，比砖石更经得起岁月磨洗。

如今我站在红砖墙下，风穿过空旷的厂房，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极了无数个清晨的集合哨。那些下岗后四散的身影，其实从未真正离开——他们把矿区的精神种进了新的土地，在菜市场的吆喝里，在修理铺的扳手声中，在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平凡日子里，在矿灯微光的照耀下，开出了更坚韧的花。

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父亲曾经走过的路上。红砖墙缝里钻出的野草，正顶着水珠向上生长。我知道，父亲从未走远，他就在这暖阳里，在每一个奋力生活的身影里，在那些关于坚韧与热爱的传承里，永远散发着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中盛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