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强

母亲有一把老算盘，褐红色的珠子，油光水滑的，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有些年月了。平日，母亲把算盘与记账本一起放在老衣柜最深处，像宝贝一样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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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末，母亲就会拿出算盘，一阵噼里啪啦声之后，与坐在老桌边的父亲一起闷不开腔。看得出来，母亲的情绪是低落的。有时，父亲会站起来拍拍母亲的肩膀，劝说：“没事的，下个月打紧点开支就是，总不能让娃儿们饿肚皮嘛。”还是娃儿的我，只晓得算盘拨弄出来的声音好听，却不知道母亲把小家庭的账一算，又是超支了一大截，心情很不好受。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字也认不得几个，却会打算盘，是小时候外公教她的。母亲与父亲结婚时，外公除陪嫁了一方石水缸外，再就是这把老算盘了，他告诫母亲要学会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母亲铭记外公的叮嘱，一把算盘算着家里的人来客往，也算着家里的柴米油盐，把清贫的小日子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每年放完寒暑假，我们三兄弟就得掏学费报名上学了。那几天，母亲用算盘的频次多了起来，还在账本上查阅着什么。三兄弟哪里知道母亲的算盘打不动了，是因为家里缺钱了，正为学费伤脑筋呢。三兄弟整理好各自的书包，装好假期作业，伸手喊母亲拿学费。不料母亲只给了哥哥的学费，我和弟弟则只有一张学费欠条。差欠的学费，由母亲在欠条上约好的时间内补交。那时母亲的算盘声，总是断断续续且有些有气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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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老家都在乡下，一个在双河桥的半山腰上，一个在刁家场的七里岗上，都穷。穷归穷，但逢年过节总要回老家看爹娘、走人户呀。要回老家，总得带点米花糖、花生、老白干、冰糖、黄糖之类的“扎包”。

临近过年，母亲的算盘声就在15瓦的电灯下响起，还不时在记账本上写着什么。算盘声时而急速，时而缓慢，时而停顿。母亲把记账本递给父亲过目，同时解释说：“这是走人户的冰糖，这是拜大年的米花糖，还有打发亲戚娃儿的压岁钱。”父亲边看边听，感觉到母亲说这些话的底气不足，扭过头拿过笔，在记账本上划拉着，把原本给父亲这边亲戚的礼钱、“扎包”拿掉不少，把母亲老家亲戚的全部保留下来。父亲这样做，一是家里经济实在捉襟见肘，能节省就节省；二是母亲一年到头操持家务辛苦了，总不能少了“扎包”，让她在娘家人面前跌份儿。

这个阶段，母亲除了要精打细算回老家的开支外，还要考虑制作我们三兄弟过年新棉鞋、新棉裤、新棉衣的费用，这是孩子们过年的念想呢。母亲在算盘上噼噼啪啪算着，又去抽屉里翻出布票、棉花票合计着。不几天，母亲买回新布匹、新棉花，就着深夜的灯光，为三兄弟一人做了一套崭新的棉衣，我们高兴得抱着就不放，直到懵懵懂懂睡去，还紧紧抓在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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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计算器渐渐出现，但还没有普及到每个家庭。那时，我家有了一个上电池的初级计算器，可以进行十以内的加减乘除运算，比打算盘来得快些。但母亲却不爱用计算器，还是把老算盘拨弄得噼里啪啦响。

这时，母亲的算盘不再是计算吃得饱、穿得暖的事儿了，算的是每月的结余。特别是我们三兄弟的工资交给母亲保管后，母亲心中盘算着儿子结婚成家打一套新家具要存多少钱，每月在银行里应该按时储蓄多少钱。这个时期，母亲的算盘声饱满、清脆，流畅得很，听不出一点犹豫的意味。

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我也喜欢上算盘这个传统的计算工具。我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毕业后，干上了财务会计，算成本、算单价、算利润，当好了厂里的“红管家”。作为专业财会人员，我的算盘肯定比母亲打得好。但我却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虽然我的算盘技能比母亲好得多，但我哪里能有母亲那份博大的慈爱，把自己的酸甜苦辣在算盘上拨上弄下，使得一家人的小日子安稳而踏实，让算盘声成为清贫之家悦耳动听的小曲呢？

哦，一把老算盘，几多母爱情。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