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铸鼎，降书垂章。

8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今年，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当胜利的钟声敲响寰宇，世界不会忘记，正是这座矗立于长江、嘉陵江之畔的“不屈之城”，以血肉之躯扛起了民族存亡的千钧重担！

它的巍峨山峦，恰似中华永不屈服的铁骨脊梁！

80年来，当我们重温那场关乎民族生存的战争，发现历史并不曾被岁月风化，那根挺直的脊梁穿越时空，支撑着重庆向上的路。

那根脊梁，是“钢迁会”西迁重庆时，舍生忘死拉住绳子的纤夫，倾斜的甲板上，是民族工业仅存的元气。

那根脊梁，是“愈炸愈强”大标语下，头顶炸弹修建机场的民夫，累累的弹坑里，重庆人向死而生的倔强。

那根脊梁，是“同志们，猛进”的歌声中，废寝忘食造枪造炮的工人，潮湿的山洞中，重庆军工爱国的热忱。

“各员皆分负责任，修建房屋与安装机器，同时并进，不使分寸光阴稍有浪费；各项机器，随到随装。各人员夙夜勤劳，尽忠不倦。”这是第二十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的日记。自南京搬迁之始，他即派人赴香港采购生产物资，并预先在重庆启动新厂建设，3个多月就完成了主要工程。刚迁到重庆不到1个月，就已经开始投产，当月即赶制出40挺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送往前线。

“举目四瞩，漫山烽火，遍地腥氛。而抗战情绪，上下一心，坚逾金石。前方寸土必争，坚强抵抗……本厂为制造枪弹工厂，任务极为艰巨……唯有殚精竭虑，宵旰从公……迄至胜利。”

这是第二十兵工厂厂长陈哲生的一段记叙。和陈哲生一样，当时身处艰险中的山城兵工人，面对破碎的山河、嚣张的敌焰，无不“拼命流汗牺牲，竞图赶造”。

“七月十二日，三号高炉中弹，王有才等十七人殉职，下午四时修复投产。”这是钢迁会的记录。寥寥数语背后，是工人们冒着高温抢修炸裂的炉壁，融化的铁水烧透穿着草鞋的脚掌。但抬下一人，另一人补上，工程不能停。

“几百人拉一个石碾子压机场跑道，绳子勒进肩膀里。有人累倒了，监工就喊‘换人接着拉’……”《重庆抗战口述史》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数万民工顶着烈日苦干，用锄头、榔头、铁锤等原始工具在原先的跑道上挖开一两米深，民工像蚂蚁一样排着长队把挖出的土挑出去。

重庆的钢铁史诗，是用智慧与鲜血写就的。铜罐驿分厂的发电机因缺柴油而瘫痪，留洋归来的技术员李大声从川东常见的桐油里炼出燃料。火光映亮他结满油污的脸庞，车床重新轰鸣。更令人惊叹的是第三十兵工厂的二七式掷弹筒，工人们将缴获的日军装备反复拆解，改良后的国产型号射速提高三成，打得鬼子惊呼“支那魔术”。而在第二十一兵工厂的车间里，重要设备都相隔很远，敌机炸毁一处，其他工位照常运转。轰炸后的硝烟尚未散尽，临时厂房已用废墟里的木料搭起，工人们边包扎伤口边校准枪管，机器轰鸣声与防空警报声交织成特殊的劳动号子。

那些数字里镌刻着重庆兵工的众志成城。全面抗战期间，重庆兵工厂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关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浴火而生，愈炸愈强！

重庆的浓雾，曾笼罩着侵略者最疯狂的火海；重庆的岩洞，却铸就了民族最坚韧的堡垒。

这炸不垮、打不下的山城，正是胜利丰碑最坚实的基座！

如今，在建川博物馆的岩洞里，陈列着当年生产的最后一箱手榴弹，木柄上刻着“胜利”二字。它们最终没有投向敌人，却成为精神坐标——那些用桐油点燃柴油机的夜晚，那些在弹片飞溅中传递零件的臂膀，那些冒着枪林弹雨舍命进行“工业西迁”的普通人，共同锻造了比钢铁更坚韧的意志。

站在鹅公岩大桥俯瞰，建设厂的车间早已化作林立的高楼。

但请记住，这座城市的根基不是混凝土，而是警报声中，那些绵延80年，或者更长的坚韧。

血沃热土，骨立丰碑！

重庆的脊梁，是侵略者降书上最有力的笔触；

志承英烈，气贯长虹！

重庆的坚韧，是复兴征程上最雄浑的壮歌；

今日的山城，于先辈守望处，正铺展一幅新的时代宏图——

丰碑不屈，血沃山昂；

宏章再举，星海启航。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钢铁脊梁》特刊 01、03版~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