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业博物馆位于大渡口区重钢老厂区，至今仍保留着一座巨大的高炉烟囱、许多抗日战争时期用于生产钢铁的老机器，斑斑锈迹中烙印着历史痕迹，默默无言却又充满了故事。

渝北区兴隆镇杜家村大山深处，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堆子”的建筑至今仍默默矗立于山间，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座炼铁的高炉。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大后方，无论是“钢迁会”，还是民间钢铁厂，都开足马力，全力生产，持续不断地为抗日战争提供制造枪炮武器所需的“银色血液”：一炉炉的钢水，浇筑出中国抗战的“钢铁长城”。

1.

曾隐藏在杜家村的“堆子”

“夜里铁水出炉的时候，映得半边天通红”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跟随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和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兴隆镇杜家村，探访藏在大山深处的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工业设施——杜家冶炼遗址。

杜家冶炼遗址位于杜家村十社，站在盘山公路上就能望到有一座石塔形状的建筑挺立在对面植物丰茂的半山腰处，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雄伟的石碑，当地人把它叫作“堆子”。

渝北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堆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建成，是一座生产钢铁的冷风式冶炼高炉。高炉炉体用条石平砌而成，底平面呈正方形，高约20米，占地面积500平方米。炉体自下而上逐渐内收，中空，顶上有座4米的圆形烟囱，底部四周有出铁口。

抗日战争结束后，高炉停用，但它为研究渝北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堆子”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2010年11月被确定为渝北区文物保护单位。

在当地，至今仍流传着当年炼铁的许多传说和保留着许多实物。8月10日，当地村干部带着记者一行来到“堆子”下的一户农家，今年81岁的村民刘忠政，和记者摆起了“堆子”的龙门阵。

刘忠政介绍，家里长辈讲，这一带原来叫刘家沟，因为刘家沟产煤，所以这里很早就有了刘家沟煤矿，而紧邻杜家村的南天门村又出铁矿石。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煤铁资源，被当时的江北县政府了解后，决定在此开一家炼铁厂，取名叫兴隆公司。

刘忠政回忆：“父亲曾给我们说起过当年铁厂最红火时的情景——公司请人在‘堆子’和刘家沟煤矿之间搭起木头的栈桥，工人用独轮车把一车车的铁矿石和煤炭，通过木头栈桥运到‘堆子’里，‘堆子’24小时不熄火，昼夜炼铁炼钢。夜里铁水出炉的时候，映得半边天通红，在南天门的山头上都能望得见。”

刘忠政家现在盖的房子和院子就是当年兴隆公司的原址。现在保留下来的兴隆公司遗迹，除了“堆子”，就剩院子旁边的一坡石阶。

刘忠政的父亲曾说，石阶顶端就是兴隆公司的大门，旁边建有一座岗亭，有当兵的站岗。当年的兴隆公司除了现在能看到的“堆子”和石阶之外，还有什么能看见的遗迹？刘忠政的堂兄刘忠长说，现在刘家沟一带的乡亲下地劳作，常能从地里刨出大小不一的铁疙瘩，“这些都是当年炼铁遗留的铁渣”。

如今，兴隆公司和“堆子”已成为一段历史，但乡亲们依然忘不了当年万众一心、支持抗日战争的情景。慢慢地“堆子”就取代“刘家沟”，成为当地的地标和乡亲们口中常常提起的地名。现在只要你来到杜家村打听“堆子”，乡亲们都会给你摆上一段龙门阵。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抗日战争期间，当年兴隆公司炼铁的“堆子”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小企业，但正是这些小小钢铁厂炼出的一炉炉铁水，为抗日战争和民用工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2.

钢铁企业西迁重庆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异常艰险”

和兴隆公司相比，位于重庆大渡口区李子林的钢迁会，则是大后方钢铁企业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奠定了重庆工业的发展基础。后经数十年风雨，发展成为如今的重钢集团。

8月11日，重钢集团档案馆，记者在馆长温勇耀的带领下，探寻那段用一炉炉钢水浇筑出的抗战历史。

温勇耀介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中国东北、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沦陷，海港、码头等被日本人封锁，进口钢铁来源断绝，国内钢材和生铁奇缺。

为了保证钢铁的生产供应，1938年1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决定搬迁到重庆，组建“钢迁会”。1938年2月，钢迁会新厂址确定在今天的大渡口区李子林。

1938年3月，汉阳铁厂开始进行全面的拆卸和转运工作。时值武汉会战前夕，日军常对汉口、上海等地进行袭扰轰炸。工人们在敌人的炮火之下用时七个月时间完成5.68万吨机械、设备的拆卸工作。

为了配合钢铁企业西迁，动用2艘炮艇，征调了11艘海轮、27艘江轮、17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多只柏木船。

“天上飞机轰炸，脚下激流险滩，西迁之路异常艰险。”原钢迁会企业员工王遴元老人在回忆录中如是描述“走到湖北枝江，说完了，船快翻了。很多人就哭，小孩、妇女们都哭了。后来船主找到我说，把这些（炼钢厂的）机器都丢到河里边吧，救人吧。我说，这绝不可能！好在下面是泥沙，没有碰到暗礁，不然所有的设备和人全部完蛋。”

史料记载，长达900公里的距离，日军不断对船只进行疯狂轰炸，船队在湖北省内就遭日机轰炸9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在整个搬迁转运过程中，185艘柏木船、2745吨物资沉没于长江。尽管如此，广大爱国志士和钢迁会员工还是用他们的汗水、热血乃至生命，换取了数万吨兵工物资安全抵达重庆。

3.

1939年2月钢迁会正式投产

“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

1939年2月，钢迁会第一个钢厂在重庆正式投产，一场更为顽强的“钢铁抗战”就此进入高潮。

“钢迁会鼎盛时期有员工15699人，是抗日战争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温勇耀馆长介绍，当时的钢迁会不仅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生产精英，还有许多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专业技术人员。从英国伦敦大学冶金专业硕士毕业的邵象华，就是其中一员。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需要钢铁的时候，邵象华设计并主持建设了中国第一座新型平炉，被视为中国战时工业的骄傲。

史料记载，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而钢迁会就是其中的主要目标之一。

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有一份曾亲历日军轰炸的老工人邹宗友的回忆：“我们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在遭受日军长达6年多的连续轰炸下，钢迁会不曾停过一天工，持续不断地向前线供应制造武器所需的“银色血液”——一炉炉的钢水。

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仅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的日军轰炸就至少有3次，死伤员工约200人。

在档案馆里，至今仍保留着当时钢迁会工作人员的一份手记：“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如今，许多在抗战时期用于生产钢铁的老设备、老机器，仍留在了大渡口的重钢老厂区。这些烙印着历史痕迹的齿轮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数据

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

生铁96057吨

钢28657吨

钢材15456吨

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钢铁总产量

铁的90%

钢的65%

钢材的40%